她的论述逻辑漏洞百出，但却折射出美国部分决策者的潜意识，或之前顾忌政治正确很少公开表述的对华态度，还为如何进行关于文明的讨论提供了反面教材。

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特殊的国家起源塑造了民主、平等、自由经济等价值观。美国对维护这些价值观有使命感，有时甚至可能因此对其他国家产生优越感。

斯金纳的文明冲突论述的另一个问题，是把文明的概念政治化，把“中华文明”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国人以及所有认同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人，与美国博弈的主体则是中共和中国政府。

这个观点的逻辑漏洞，在于西方不把前苏联视为传统意义的西方文明，而中共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就源自于西方；反而是继承了中国文明许多元素的日本，如今在很多议题上与美国取得的共识比中国多。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中国今年另一场的主场外交。继基础建设、自由贸易、气候变化、国际维和等全球治理议题之后，文明是中国尝试借此拓展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新领域。

中国的文明自信、道路自信论述，带有些许美国例外论的味道。根据官方论述，中国经过了一段摸索和理论创新的过程后，得出现在令人自信的成功模式，拒绝被强加于西方价值观，拒绝西方以其标准来衡量中国在人权、自由、民主等领域的进步。

每个主权国家当然应该按符合本国国情的方式发展。只要对自身文明的肯定和认可，是经过坦诚的反思并经得多数国民的检验；只要不是以“我的文明就是这样、你别对我说三道四”来回应合理的批评，更多向世界各地介绍本国文明，促进相互理解和包容，实在是多多益善。

不同文明之间更多的对话无疑多多益善。但是如果有意识地混淆文明的概念，例如把文明差异当成解释本国政治行为的说辞，那对话可能造成反效果，非但促进不了共识或相互理解，反而还使分歧扩大得更绝对、更根本。

拿文明做文章时常掉入的误区，是“文化决定论”，即夸大文明文化对国家决策和宿命的影响，忽略地缘政治、内政、经济利益等更现实因素的作用。

按同样的道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以及中国政府近年的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和中文对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具吸引力，但这并不意味所有欣赏中华文明或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的人，都必然支持中国的国内治理和外交立场。中国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时，引导对中国产生政治好感的动机如果太过明显，就很难促成软实力的形成。

斯金纳认为，由于前苏联属于“西方的大家庭”，而中国来自不同于美国的文明，因此要与中国取得共识，比前苏联更难。

另一个常见的论述是把亚洲的古老璀璨文明与亚洲“经济奇迹”联系起来。这恐怕也有文化决定论的影子，是过于简单、浪漫的逻辑跳跃，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些有古老文明的亚洲国家依然未富起来。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远程“踢馆”，就在中国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半个月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抛出“中美文明斗争论”。中美对文明的论述，形成有意思的对比。

最后谈一个斯金纳没有直接提，但被公认为美国经典论述的概念：美国例外论。

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华盛顿的讲话，把中美在国际政治的博弈上升到中西文明和意识形态争斗的高度，还掀开政治正确的遮羞布，直言中国是美国面对的第一个“非白人”大国竞争对手，震惊华盛顿和北京的观察人士。

如果以检视斯金纳文明论同样的严谨来检视中国的文明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把所有亚洲国家笼统地归纳为“亚洲文明”也是有问题的。例如，印度和中国同在亚洲，各自都有悠久文明，但两国数千年来不同程度地接受其他文明的影响；如今管理政治和经济的观念差别很大，没有因为同属“亚洲文明”而必然存在共识或有相同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