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澳洲访问学者罗斯塔塞开出两贴药方：一、科技平台快速删除假新闻；二、给权威媒体更多资金去经营。
当时的一个重要推手是美国人麦道格尔（John McDougall），他通过集体电邮方式给网民发布关于印尼时政的各种观点。
越南当局成立了一支俗称“47部队”的网络大军，任务包括传播正能量信息及举报假新闻和反动性言论的社媒账号。截至2017年，这支网军旗下有1万人。
新加坡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简称POFMA）今年10月2日生效。从11月25日起，短短一个月内四次援引法令，要求作者在面簿贴文附上贴文含假信息的说明。
虽然如此，越南政府没有放任社媒自由发展。今年1月1日，网络安全新法生效，网络企业必须移除政府视为“有毒”的内容，科技巨头如面簿和谷歌等必须提交用户资料，并在越南开设代表办公室。
这个题为《假新闻工厂的政治和利润：菲律宾的四种模式》的报告本月初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卓越战略通信中心发布。报告称，菲律宾有四种假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一、内部员工模式；二、广告和公关模式；三、点击诱饵模式；四、国家支持模式。
如果立法对付假新闻可能造成寒蝉效应，那什么方法比较妥当？
他抨击这些平台“没有承担起更多对付假新闻的责任，为政府立法管制假新闻的行为提供合理化的理由”。
一位不愿具名的越南媒体人说：“在越南，最忌讳的是批评越共政权，其他议题还有议论空间。”
在社媒助威下，马来西亚民间运动如净选盟集会曾轰轰烈烈举行，执政超过半个世纪的老牌政治联盟国阵去年更是被拉下台，震惊全球。无怪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马国学者钟尼吉（Niki Cheong）形容“社交媒体是马来西亚反对阵营乐园”。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学者黎洪和（Le Hong Hiep）在题为《越南社交媒体的政治与经济》的文章中指出越南没效法中国的三大原因。一、越南市场比中国小，技术也不如；二、屏蔽西方社媒可能引起人权组织和美国不快，影响越南营商形象；三、越南政治人物和政党也利用社媒做宣导。
印尼在上世纪90年代专制政体时期，互联网是当地社运人士和民间组织分享信息的平台。
穆宁嘉尔指出：“网军的崛起显示，随着社会与政治环境改变，政治精英愈发转向寻求政治竞选产业团队的支援，而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精英系统去维护政权。”
菲政府拟立法对付假新闻，法案赋予司法部门权力下令撤除假新闻，但此草案未提出已招致记者、律师、人权组织和学者批评。
在共产主义国家越南，面簿和YouTube等西方社媒没有受屏蔽。
泰国加强管制互联网的手段包括动用电脑犯罪法、刑法第116条即煽动叛乱罪以及公共集会法等。今年4月大选后，颇有号召力的反对党未来前进党党魁塔纳通就被控煽动叛乱罪、协助犯罪人士以及参与超过10人的集会。他也被指去年6月在面簿直播的讨论会上发布假信息，涉嫌违反电脑犯罪法。
假新闻自古以来就存在人们生活中，在多个东南亚威权政府统治下度过大半辈子的中老年网民肯定不陌生。在没有社媒的年代，大家如果不信官方消息，不就串串门子，在餐桌上或榕树下互探内幕？
据越南通信传媒部长阮孟雄透露，面簿能满足政府70%至75%的要求，之前仅是30%。
他也指出，假新闻流窜是政体和社会功能长期衰败的折射，说明国民对主流媒体和官方的信任度很低；所以，与其采用笼统打假法令，不如提升主流媒体和记者的素质，增强官方媒体和民众之间的互信。
从与会学者及其他公开研究报告的分析可看出一条清晰主轴——当权者一边打击假新闻，一边与民间及反对阵营竞逐社媒平台话语权。在光谱的两个极端，一边是社媒成为反对阵营乐园，另一边是当权者被指参与制造假新闻。
社媒成政治工具后，统治精英在网上频频出击，削弱了民间团体的声音。非政府组织“印尼反假新闻社群”（Mafindo）因此在2015年成立。今年4月印尼举行总统选举时，它与众多新闻机构联手，组成一支行动大队来监察假新闻假信息，防止有人挑起种族和宗教矛盾及扭曲选举结果。
报告没有说明所谓国家支持模式动用了多少政府预算，也没有说明制造假新闻的回报有多少。
马来西亚：社媒是反对阵营乐园
或许，正如在悉尼大学执教的泰国学者安欣平（Aim Sinpeng）所言，假新闻不是一道容易解决的数学题，我们最终得学会与它共处。
一不愿具名的泰国学者透露，每次政变过后网络空间就收紧，但网民还是在封闭式社媒如WhatsApp和Line上互通有无。学者认为，如果空间持续收紧，“可能把民众逼到墙角。”
罗斯塔塞分享与马国选民互动的经验说：“你问他们如何评价纳吉（马来西亚前首相），他们说纳吉贪污，罗斯玛（纳吉夫人）也贪污。你问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说，WhatsApp呀！”
好些学者认为，WhatsApp和面簿是希盟打败国阵的重要武器，网民不再被动接收主流媒体的内容，而是主动上社媒，打破执政党对信息的管控。
菲律宾独立媒体人康宾尼度（Pamela Combinido)在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讨会上说，当下菲律宾社媒平台已沦为滋长“毒性政治”温床，人身攻击和仇恨言论成政治生态一部分。她说：“一般认为，这是杜特尔特和他的支持者造成的。”菲律宾独立新闻机构Rappler及其创办人雷萨因为抨击杜特尔特铁腕扫毒行动而经常在网上遭恶毒攻击。
这样的报酬对菲律宾网络工作者诱惑不小，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薪酬不高，一些人甚至连最低工资都领不到，充当网军成了出路。
柬泰新：政府也竞逐社媒平台
原本不把面簿当一回事的柬埔寨首相洪森在2013年差点输掉大选后，转向抢攻网上人气。2018年6月，柬埔寨新闻部、内政部与邮电部签发联合通告，宣布共同管制国内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同年大选，洪森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大胜。
东南亚是全球网络发展最快的地区，拥有逾6亿人口，其中网民约3.6亿。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文莱的互联网及面簿渗透率更是达70%以上。
杜特尔特靠社交媒体竞选策略赢得2016年菲律宾总统大选之后，关于菲政府涉制造假新闻的传言就屡屡传出。和过往一样，菲律宾政府矢口否认涉相关行为。
在互联网无边界的猫捉老鼠游戏中，谁是假新闻操纵者还真不好分辨。
只不过，现在这个场景从现实生活搬到虚拟线上了。人人可以上网大鸣不平，人人也可以当起假新闻炮制者。半真半假的消息从四面八方涌来，使假新闻之战愈发棘手，甚至可能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
根据报告，国家支持模式的虚假信息散播包括各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巩固政治权威和合法性，同时压制反对派声音。“国家支持模式使用的手段包括，官方威吓及出动网军进行网上骚乱和欺凌，以制造寒蝉效应，让异见者不敢说话。”
学会与假新闻共处
2008年选举，好几位知名博客突围当选；2013年选举交战于社交媒体，国阵侥幸过关；2018年国阵遭重创，马国破天荒首见政党轮替。
到了本世纪，供民间发声的社媒却成了统治精英的工具。据印尼媒体学者穆宁嘉尔（Muninggar Saraswati）观察，转折点是2014年总统大选，佐科和普拉博沃阵营利用网军互攻，假新闻满天飞，引发网民大分裂。
沈泽玮
印尼：传统精英争社媒平台话语权
新加坡国立大学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本月中旬举办研讨会，就《从草根运动到假新闻——社交媒体对东南亚国家的冲击》进行讨论。
国际特稿
罗斯塔塞在题为《在东南亚打击假新闻》的文章中说，全球科技公司如面簿、谷歌和推特等很迟才意识到假新闻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分化及民主受创等问题。
越南：不屏蔽不放任
钟尼吉认为，马国政府在1996年落实多媒体超级走廊时作出“不过滤”保证，这给网络生态提供了自由养分，不只催生出“当今大马”（Malaysiakini）这类非主流媒体，也注定了马国政党的选举命运与互联网紧紧捆绑，即谁网络战术用得好，谁胜算更大。
东南亚国家几乎全都在跟假新闻作战，好一些已举起法律大刀。西方媒体对立法打假大多持负面看法，批评当权者是以打假为借口，实为打压异见人士。真是这样吗？
菲律宾：政府参与制造假新闻？
2019年大选，假新闻升级成政治竞选产业的一部分，有专业写手负责文宣，也有网军专责抹黑对手。
他说：“传短信的本意即使是为推动改革，但这个动作本身是不是并非那么民主？这些传言攻击性很强，政党倾向性很明显，当事人却难以自辩。”
一个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称，菲律宾政府参与制造假新闻。
她说：“就像人们适应空气污染，适应专制政府和官媒所发布的过滤信息，我们可能也将学会适应假新闻。”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提供了一个参考。据报道，在菲律宾大选竞选期间，政党会把部分网络竞选活动外包给顾问公司，再找来大学生当网军，每人月薪1000美元，任务是开设多个虚假面簿账号。报道也引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罗斯塔塞（Ross Tapsell），称部分网军的酬劳是每个贴文1美元。
当东南亚国家几乎一致加强网络管制时，马来西亚被视为逆势而上的奇葩。但罗斯塔塞指出，这其实存在“不民主”问题，例如在竞选期间有关纳吉夫妇的谣言疯传，当事人却百口莫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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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是21世纪的一把双面刃。它是供民间发声和思想众筹的平台，也是假新闻和谣言泛滥的推手。当假新闻遇上选举，情况更为复杂，幕后黑手的操纵可能误导选民并影响选举结果，打击国家的民主制度。同个时候，当权者也可能把假新闻当作收紧言论自由的挡箭牌，侵蚀民主灵魂。
官方没有要求作者撤下原文的做法体现了民主社会该有的开放性，但四次板子都打在反体制人士身上，难免引起坊间议论。有舆论认为，为避免民众误会官方有不单纯动机，下来动用POFMA的手法应更细致，除了说明假信息错在哪里，也应当解释有关假信息的破坏性，为何严重到须动用POFMA。
用你的好，防你的坏——这应该是柬埔寨、泰国和新加坡对待社媒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