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缘（53岁）打从年轻时就立志要从事影片制作，为了圆梦他从基层做起，片场清洁工、司机、制作助理，只要有机会他都不放过。
但他却希望年轻人能外闯，“现在的年轻人有条件去好莱坞或澳大利亚等学习西方摄影技巧，然后带回来提高我们的水平，为本地影视业带来改变。”
此外，人手断层严重也让他感到忧心，“资深摄影师大半都退休了，其余的大部分选择以自由身接工作。现在新加坡人多数受英文教育，拍华语剧难免让他们感觉格格不入，工作时间较长也让年轻人却步。”
他说：“你能想象连续三天，每天工作18小时吗？睡眠不足，体力和精神上都消耗殆尽。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但当你看到出来的成品不错，加上薪水进账，那是很有满足感的。”
学习如何与人沟通也是摄影师很重要的功课，陈泓浚感叹：“不容易啊，我以前很内向，不擅长说话，但我跟着师父的第一天，他就对我说：我不会教你怎么拍东西，我会先教你怎么做人！你看我怎么跟人家沟通，怎么叫兄弟帮忙完成我要的构图。”
拍纪录片和拍戏剧截然不同，前者除了必须清楚要拍什么，临场反应也要快，陈泓浚说：“比方说拍Bobby Chinn监督餐馆装修，我们就预料到会有状况；比如他发飙骂人，我得捕捉那些重要时刻，所以要全神贯注，对周围的观察力要很强。”
灯光师曾国缘 科技无法取代经验
作为音频工程师，罗力山也必须调音和混音。电影《幻土》（A Land Imagined）里有一场戏是在矿场拍摄，现场碎石机的声音很吵，避无可避之下罗力山干脆录下现场杂声，后制再混音加入演员的声音。
先学做人才做工
一般人或许觉得摄影师的工作就是把画面拍好，但其实他们的工作远多于此。李兴顺说：“在开拍前监制、导演和我会先讨论剧本，之后去勘景，我会针对取镜提出意见。拍摄时，导演会跟我沟通演员走位，他边说我脑海里就已经有画面，知道摄影机要摆哪里。”
曾国缘没有受过正统训练，一切从头学起，“那个时候在片场是很高压的环境，被前辈骂是常有的事。”他一开始是拍广告，但因为压力太大，工作时间长，于是转向电视、电影和叙事片的制作。
他说：“我跟探索频道最后一次合作，是跟着美国名厨Bobby Chinn到越南开餐馆。从餐馆装修到开张，我们在越南拍摄了半年。”
需要好的团队支持
曾国缘认为，科技虽然减轻了灯光师的负担，但也带来问题，“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都自称灯光师，但一名优秀的灯光师是讲求经验的。”
摄影师陈泓浚 眼观四方捕捉重要时刻
他进一步解释：“假设我们在一个村庄拍摄，村里没有路灯，我的工作就是创造光源，模拟月光的效果。经验会告诉我如何通过对比度、光的比例和曝光比例等，让光线柔和自然。”
随着时代进步，打灯的技术也有了巨大变化，曾国缘说：“一切都简化了，科技为我们带来了便利。早期我们须要打比较多灯，现在的摄影机对光线更敏感，所以灯打得越少越好。”
他最后终于有机会当上机械学徒（training grip），协助摄制组设置机械，“我就一路从学徒做到机械主管（key grip），后来有摄影指导说我有成为灯光师的条件，建议我往这方面发展。”
在户外拍摄时，如果阳光猛烈，灯光师得扩散光线，曾国缘指出：“户外拍摄难度更大，除了有路人走过，还要注意太阳和云造成的光线及阴影等，确保画面一致。”
青黄不接也是这行面对的问题，罗力山说：“我在拉萨尔艺术学院和新加坡传媒学院教课时经常会问学生，有谁要在第三年主修音频，都没人举手。”
此外，以前只有暖色灯和白灯，灯光师得用彩色凝胶去中和灯的颜色，他说：“以现在的科技，你只需一个按钮，就可以得到想要的效果，甚至可以扫描光线来确定颜色。”
摄影师面对的挑战还包括和时间赛跑，李兴顺说：“以前我们一天拍三四场，现在一天大概七八场，有时候甚至十场戏，时间方面很紧迫，这也是我的压力之一。”
科技为工作带来便利
在当摄影师前，陈泓浚当了八年的摄影助理，“直到带我入行的师父袁钟伟认为我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就开公司，召集几个好兄弟一起拍东西。”他一开始是为探索频道拍纪录片，一拍就是七年，到世界各地去拍动物，拍美食也拍体育等，后来也接拍广告、电影和电视剧。
他无奈地说：“年轻一代宁可制作TikTok那样的短视频，对其他的不感兴趣。很多年轻人吃不了苦，心灵比较脆弱，这一行对他们来说太辛苦了。”
他笑说：“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拍完那七天回到新加坡，照镜子时发现两鬓头发竟然都白了！人家说一夜白头，我是七天白头，因为太伤脑筋了。”
一部影视作品，除了镜头前七情上面的演员，还有赖于一批默默在背后支援的技术人员，包括摄影师、灯光师和收音师。这群幕后功臣，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却甚少被注意到。一起跟随记者走到镜头后面，了解他们工作的点滴，以及所面对的挑战。
炎炎午后，踏进布置成餐馆的旧店屋，空间不大却摆满了摄影器材。这是新剧《非爱不可》的拍摄现场，摄影师李兴顺（49岁）正准备拍摄下一场戏，只见他一会儿和工作人员架设器材，一会儿和导演讨论剧情和演员走位，专注的神情让人不敢打扰。
但他补充：“如果你只是熟悉机器的操作，然后根据导演要求去拍，那你只是一个让一加一等于二的操作员。要升格到摄影师的话，必须一加一再加变化。摄影师就像魔术师，通过摄影机把自己的创作元素融入导演要求的画面里。”
是什么吸引他在这行待了29年？曾国缘说：“我的满足感来自与合拍的摄影师一起工作，彼此有默契和火花。”
用摄影机“变魔术”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他，19岁毕业后就来新加坡找工作，刚好电视台聘请摄影助理，他从基层做起，无师自通，一路升到高级摄影师。
与时间赛跑压力大
记者问他摄影师的工作是什么，他给了让人深思的答案：“摄影师是记录时代变迁的操作员，比如从《豆腐街》这类本土剧，到八九十年代的政府组屋场景，再到现在以商业区为背景，我们都通过镜头记录了下来。”
师父的话让陈泓浚震撼，却受用至今，“我们的其中一个挑战，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与团队沟通，指导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
摄影师虽然是画面好坏的关键，但陈泓浚认为摄制队里所有人都很重要，“如果我有很好的画面，但没有灯光和声音，那再美的构图也没有用。我一直相信，好的摄影师需要好的团队支持。”
罗力山还会观察演员声音的优劣及变化，“有些人声音发不出来，很容易被杂音掩盖。我跟铭顺大哥合作多年，发现他去台湾拍戏回来之后，发音明显不一样了，像是特别训练过似的。”
李兴顺入行30年，是新传媒高级摄影师，为不少重头剧掌镜，包括《我的女侠罗明依》《金色大道》《志在四方》《花样人间》等。
与导演迸发出花火，在各方配合下拍出好作品，也为陈泓浚带来满足感。他还喜欢一群人一起开工的感觉，“无论是跟前辈或年轻人合作，我都可以从中学习。这份工作让我接触不同的人，到不同地方拍摄，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摄影师是我的第一份，也会是最后一份工作。”陈泓浚（51岁）说这话时语气坚定，眼里有光。
听力是当收音师的首要条件，他们必须听出一般人忽略的声音（比如机器发出的低鸣），懂得分辨高低频率，还要负责消除杂音。
收音师的工作较容易被忽视，罗力山坦言早期确实会心理不平衡，“就说奖项吧，即使‘最佳音效’也是颁给后制剪辑师，不会有我们的份。但是做了二十几年，早就已经把这些想法抛诸脑后了。”
不过李兴顺也有拍得很过瘾的时候，“到中国横店拍摄《我的女侠罗明依》时，我整整26天没有休息。但当时中方提供的支援是超乎我们所要求的，人力和物力各方面的资源都很足够，我可以尽情地发挥，所以拍得很爽。”
收音师罗力山 听出被忽略的声音
摄影师李兴顺 记录时代变迁
摄影师透过镜头说故事，配合收音师和灯光师，将最好的画面和声音呈现给观众。他们是拍摄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却因为躲在镜头背后，甚少被留意，他们的工作究竟是做什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苦与乐？
他还必须眼观四方，“有时候我一只眼睛看镜头，另一只眼睛在留意周围。假设我在拍你的时候有人向你走来，我不确定他是否认识你，但我仍做好准备，他若开口叫你的名字，我的镜头就马上转向他。”
工作虽然不容易，但李兴顺仍从中获得满足感，被行内人肯定更是他重要的推动力，“我曾经被邀请到中国大陆和香港工作，但我都推掉了，毕竟家人都在这里。”
至于自己的工作是否被大众看见，曾国缘并不在意，“重要的是被业内人士认可，不断有人找你参与拍摄，这是我最大的奖励。当合作的演员信任我，导演尊重我，那才是我想要的。”
收音师工作时首先会注意演员声音的清晰度，罗力山说：“我们必须留意麦克风的位置，以免与演员的衣服摩擦产生杂声影响收音。第二是注意环境的声音，飞机飞过或有鸟叫声都要喊停。现场如果有冷气或器材发出的声音，即使很细微我们都会注意到。”
是什么让入行27年的他，至今仍对工作充满热忱？“我觉得从咖啡店的清洁阿嫂到我们的总统，每个人都有故事，我很感激有机会帮大家说出他们的经历。”
李兴顺回忆起曾经在槟城“变魔术”的经历，“有一次我去槟城拍戏，剧组挑了一栋有白墙的旧房子，导演要求我拍出热闹的上海街道的感觉。”在如此局限的环境，加上人力和物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拍摄过程困难重重，他说：“我必须通过一些手法让画面模糊，多打一些灯加上一些烟雾效果，再搭配镜头焦距来丰富画面。”
李兴顺在剧组负责带领五人团队，包括灯光师、电工、收音师和摄影助理，“这是本地电视制作的模式，人手非常精简，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很大，而摄影师的工作还包括灯光。”
罗力山和陈泓浚师出同门，因此也深信在这行，首先要学会做人，“人与人的交流以及团队精神是很重要的，绝不可以一意孤行。所谓学做人，其实包括学习怎么沟通及合作，怎么向人求助等。”
灯光师究竟做些什么？曾国缘这么形容：“当我们想到恐怖片时，首先想到的是黑暗对吗？但太暗就什么都看不见，所以需要放一盏灯，但灯打得不好的话，看起来很假，这就是灯光师须要动脑筋的地方。”
入行25年的罗力山（47岁）目前是自由身，主要参与戏剧和电影制作，他说：“一部戏里的所有声音都由我们负责，包括演员的声音、环境声和特殊音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