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上述目标，浙江将探索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协调城乡区域发展，并试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包括加大对市县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拓展基层发展空间、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姚树洁指出，帮助落后地区实现产业转型，需要将人才和技术等资源从杭州等发达地区转移，这往往会拖累整体经济效益。“现在浙江要摸索的，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益的发展路径。如果成功了，这个模式就能复制到江苏、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并最终推广到全国。”
根据浙江省委审议通过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全省要在2025年时将地区最高和最低人均生产总值（GDP）差距缩小到2.1倍以内，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低差缩小到1.55倍以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9倍以内。此外，还要让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介于10万元至50万元的群体占比在2025年达到80％，构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此外，教育、医疗等资源多集中于省会城市，要是将这些资源平均分配到各地，也可能遭到既得利益群体抵制。因此，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只是简单的“劫富济贫”。陈波说：“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不能走回改革开放前的老路。共享资源的一个思路是取消户籍限制，让省内人口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在浙江省先实现一体化，再依此合理分配资源。”
试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国政府本月11日发布文件，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的文件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中国发改委上周四为浙江的改革勾勒更具体的路线图，提出在科技创新、数字化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给予改革授权，允许浙江先行先试。这意味着上述几个领域可能成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切入点。
这些措施中最受关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能涉及税收、土地等多方面财政转移问题，也涉及大量资源与利益再调整。而在缺乏国企兜底的浙江，财政转移和资源调整的代价，可能得由民营企业一肩扛起。
浙江户籍人口中，城市和农村人口各占一半。全省去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万2400元（人民币，下同，约1万1000新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此外，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1.96倍，远低于全国的2.56倍，城乡发展差距较小。
分析指出，民营经济发达、新兴行业发展迅速，是浙江被选为新一轮改革排头兵的因素。但反过来说，缺乏国有企业兜底（保底）、优势产业分布不均，也可能成为当地推展改革的阻力。
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宁波诺丁汉大学讲座教授姚树洁受访时指出，虽然浙江的改革着眼于“分蛋糕”，但前提是要继续做大蛋糕，例如数码经济这类高质量发展方式普及到全省。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向《联合早报》分析，浙江作为纳税大省，原本就是中国收入再分配的主要贡献地之一。如果还要在省内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用发达地区的财政资源扶持落后地区，可能导致当地企业税赋进一步加重，进而导致企业发展动力减弱。
尽管身为数码经济大省，但浙江互联网经济主要集中在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总部杭州，其他地区仍以服装、化纤和食品加工等传统制造业为主。根据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过去五年里年均增长15.2％，而同期杭州年均增幅近20％，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解释，选择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除了当地省情更具代表性，也因为浙江的富裕程度和发展均衡性较高，开展示范区建设的空间和潜力较大。
中国国家发改委上周四（17日）则为浙江的改革勾勒更具体的路线图，提出在科技创新、数字化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给予改革授权，允许浙江先行先试。这意味着上述几个领域可能成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切入点。
中国决策层将“共同富裕”作为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并敲定在浙江试点。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数字经济处副处长黄武今年初撰文指出，浙江数码经济面临与制造领域融合应用深度不够、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有必要加强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并在强化杭州引领优势的同时，推动其他地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