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伍德克也在访问中强调，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阶段没有“第二个中国”。如果能放宽市场准入，依然有高达六成的欧盟企业会考虑扩大在华业务。
伍德克曾在去年中共二十大结束后对媒体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对此，他此次受访时说，在中国生活30多年，中国的权力过渡变得自然和顺利，但现在却难以判断中共领导会在10年后发生什么变化。“这样的不确定性，是我在2022年前没有感受过的。”
他说，化学企业、汽车、机器制造，会留下来。“不管（国家）是不是共产主义，只要有做生意的自由，且没人让我们做与价值观冲突的生意，就没问题。但对其他人而言，特别是中小企业，他们正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在一个过度政治化的环境中做生意。”
“其次，明确的是……现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大，地方的更小，国企比民营企业更强势。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扩大对华投资的信心却未恢复。欧盟商会6月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显示，仅有55%受访企业将中国视为未来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达20年来最低，14%考虑将原定对华投资转向其他市场，8%已采取此类措施。
但好消息是，中共高层也更多地与外企会谈。他说：“中共高层在这样一个看来暗淡、充斥保护主义的氛围中，能找时间与欧洲企业对话，有助相互理解，是非常好的迹象。”
公平市场准入和竞争
政治不确定性的结果之一，是中小企业的离开。伍德克分析，欧盟对华投资向少数企业集中。去年，奔驰、大众和宝马，和他所在的化工企业巴斯夫的投资，就占到欧洲直接对华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
他说，欧盟商会收集各行业企业的意见，集结成1058条建议，建议的核心是公平。每当官员问他政府还能做什么来提振外资信心时，他就说，去阅读那些建议。
伍德克认为，企业是常站在中国一边的说客，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如果他们感到挫败，就没人在巴黎、柏林、布鲁塞尔和华盛顿阻止政治家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了”。他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破坏了自己与天然盟友的关系，加速了“去风险化”的速度。
伍德克在参与10月27日举行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前，接受了《联合早报》专访。他透露，今年前七个月，在华欧盟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几乎每家都有业务和利润的双重下滑情况，到8月才慢慢好转。“（我）不确定应对2024年能有多乐观，但我们已经触底，并走了出来。”
他说：“我们希望有可预测的、稳定的法治和监管环境，不希望仅因为外资身份标签，就处于不利地位” 。他举例称，他们在医院一次又一次碰壁，因为医院被要求少用外资品牌。“这对西门子、通用电气、飞利浦等企业来说，非常糟糕。”
在华生活33年，在不同时期三度担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的伍德克（Jörg Wuttke）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中国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欧洲企业对华投资信心的首要因素。
“他们决定，也许该去不那么政治化的市场，所以他们用脚投票。”
伍德克分析背后的原因，包括中国的经济挑战、国内政治、国际地缘政治等。“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这意味着中国要处理自己的问题，意味着要解决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和（改善）商业银行的状况。我们希望中国成功，我们无法预测，也无法容忍一个不成功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