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高层人才的竞争不仅来自本地，他们也面对海外企业的竞争，所以企业有压力提高薪酬以保留这些人才。

佩珀指出，伦敦交易所自1995年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薪酬。在1995年至2017年这段期间，伦敦富时100指数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每年增长约10％，这是英国收入年均涨幅的超过三倍。

新加坡交易所监管公司（SGX RegCo）上个月宣布规则修改，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在截至明年12月底或之后的财政年度所编制的年报中，披露首席执行官和个别公司董事的薪酬，包括基本或固定工资、可变动或与绩效相关的收入或奖金等。

泰国酿酒（Thai Beverage）、云顶新加坡（Genting Singapore）和翱兰集团（Olam Group）是不披露高管薪酬的几家本地大型上市公司。

中小企业商会（ASME）会长王腾忆在与彭博社的采访中表示，对于企业家，他们或许因为保密竞争，所以倾向不作出具体披露。

他说：“有一些人会对此表示欢迎，也有一些人须适应，但总的来说我们鼓励提高透明度。”

星展集团（DBS）总裁高博德（Piyush Gupta）以1358万元重登榜首。紧随其后是丰益国际（Wilmar）主席兼总裁郭孔丰和大华银行（UOB）副主席兼总裁黄一宗，总薪酬分别为1163万元和1094万元。

《联合早报》去年根据上市公司年报，统计出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成份股公司薪酬最高的11名“打工皇帝”，当中有三名企业掌舵人的薪酬恢复到千万元水平。

在本地上市公司中，彭博社追踪的103家公司仅有少于40％披露薪酬，主要是有公开发布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数据的大中型公司。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管理实践教授佩珀（Alexander Pepper）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说，薪酬披露的结果是薪酬不断攀升，企业效仿其他公司的薪酬做法，因为它们担心最终只有最弱的高层员工留下。“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薪酬披露达到了降低薪酬的理想效果。”

要求本地上市公司披露首席执行官和董事薪酬的条例，可能会推动高层薪酬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