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冠病疫情而收紧的边境限制和安全管理措施，导致建筑、海事船厂和加工业的外籍劳工减少近6万人或16%，人手短缺又推高了这些行业的经营成本。因此，人力部宣布从本月起至今年12月，属于这三大行业的1万5000家公司，将能获得外籍劳工税回扣，回扣额从每月90元增加到250元。这显示边境管控对经济的直接冲击。
新加坡作为开放经济体不能闭关自守的现实，相信已经是举国的基本共识。我们不可能等到全然安全时才开放国境。相反，新加坡还在争取跟疫情管控成效相近的国家和地区，探讨航空泡泡及绿色通道的可能。唯有时刻保持警惕，不断审时度势，我们才有望在后疫情时代脱颖而出。
随情况变化来调整国境门缝大小，因而是最符合新加坡国家利益的做法。新加坡接下来还将举办大型的国际实体会议，包括去年因冠病疫情取消的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在6月4日举行，以及从瑞士达沃斯移师新加坡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在8月17日召开。届时来自全球各地，包括高危地区的与会者都会群聚狮城，这一方面考验本地的防疫安排，另一方面也让世界见证新加坡的防疫实力和成绩。
但人力部提高外籍劳工税回扣的做法也表明，收紧边境管控措施包含不小的经济代价。除了作为本地经济支柱的几大行业人力短缺，更推高了成本。此外，工程进度的延误更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例如，建筑业的人力短缺，使得不少建屋局的组屋工期延长，迫使许多打算成家的年轻人必须推迟办理终身大事。这些隐形的社会代价，是决策者所不能不一并考虑的因素。
由此可见，尽管一些国人对国境管控的担忧不无原因，整体而言新加坡目前灵活的措施还是有效且可行的。所谓过犹不及，任何作为都必然带来机会成本，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拿捏轻重，考验的是决策者的智慧以及全体国民的信心与勇气。
随着南亚疫情的恶化和印度变种病毒株向全球扩散，呼吁当局收紧国境管控的呼声有提高之势；再加上近日暴发的陈笃生医院感染群迫使当局重新收紧安全措施，不少国人担心传染性更高的变异病毒株若肆虐社区，至今来之不易的疫情治理成效恐怕功亏一篑。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在各地流行的变异病毒株，几乎都在本地发现。一些公众希望更严格地控制入境人流，因而是合理的反应，必须予以重视。
另一个面对边境管控措施收紧后果的群体是外籍女佣和她们的雇主。那些家里有幼儿或须要照顾的年长者的家庭，如今几乎已经无法聘请新的女佣。除了南亚次大陆的国家，女佣主要来源国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缅甸现在也属于高危地区。在女佣来源几乎中断之外，那些已经入境的女佣也得延长隔离期至21天，这些额外的支出都在加重女佣雇主的负担。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势必会让不少需要女佣的家庭感到焦虑。
其实，跟世界上很多国家比较，新加坡审慎保持国门开放的条件远更为优越。首先，本地的疫情基本得到管控，医疗资源足以应对新增的零星病例。其次，政府得到民众的支持及配合，目前已经建立起对抗冠病的基本制度，包括有效的追踪病例手段，以及根据形势随时调整的各种防疫措施，比如对聚会人数和各种社交活动的限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全民施打冠病疫苗的行动正如火如荼推进，并有望在今年内基本取得群体免疫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