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传统的国家利益算计，在操作上不够细腻周全，也催化了对立意识。西方自身的社会意识分化、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等，都迫使它们更为内视，间接鼓励崛起的中国去填补国际真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就是对这一地缘政治变革的回应。拜登政府不但大部分继承了前任的对华政策，更在手段上改弦易辙，通过提倡共同价值观来拉拢传统盟友，且借由放行北溪二号油气管工程和日内瓦峰会安抚俄罗斯，以便全力聚焦中国。本次七国集团峰会反复强调维护“基于规则”的既有国际秩序，正是传统国家利益博弈的体现。美国要借助盟友力量，通过继续掌握制定和贯彻国际规则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和国家利益。
在英国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是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外事活动。他风尘仆仆远渡大西洋，并非只为会见其他六个西方国家领导人而已；在七国集团峰会前，他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双边会晤，并联合发表历史意味浓厚的《新大西洋宪章》；继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广义上的“西方社会”成员国领袖如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南非，也以“民主友邦”的身份与会。拜登随后还安排在日内瓦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舆论普遍认为，拜登此次外交大出击，最大的动机在于因应中国崛起的挑战。
历史发展虽然存在沛然莫之能御的大势，可书写历史的毕竟还是有随机应变能力的个人。历史的转折点或许危机四伏，然而同时充满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遇。中西关系今后的发展，并非剧本已写好，注定只有一个特定方向，转折往往只是一念之差。
中西对立态势加剧，并不等同于双方必将发生冲突。如前所述，双方意识形态的本质性分歧，并不妨碍彼此曾经的和谐共处。外交姿态和政策，以及国家利益的算计，更是存在调整、协商、妥协的潜在空间。虽然广义的西方国家在这轮系列峰会上，都基本呼应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关切，但在具体课题上，它们还是难免有自身的考量。这种利益上的不一致，部分程度缓解了中西方朝冲突的歧路上狂奔不止的冲动。
第二，外交风格和目标随着地缘政治条件的改变，导致中西关系从此前的共同“闷声大发财”，蜕化为在众多领域的针锋相对。对自身国力壮大的自信，以及对西方世界相对式微的判断，使得北京近年来更倾向于采取“平视世界”的姿态，且不吝于施展“锐实力”。增加巡逻艇在钓鱼岛宣示主权的次数、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设立军事设备、颁布港版国安法强化对香港的直接管制、派战斗机巡航台湾等举措，加上“一带一路”的推进，以及关于“战狼外交”的争议，都让整体氛围趋于紧张并加剧对立情绪。
首先，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始终存在基本差异。对于占据“普世价值”高地的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的党国体制是一个异类。这种属于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分歧很难妥协。因此，当彼此的实力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时，矛盾就更容易凸显。这也是为何有论者用“新冷战”来形容当前的中西关系。尽管不易妥协，中西分歧原本也能“井水不犯河水”地相安无事。中国从改革开放、转向市场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工厂的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均是在这一分歧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发生。可以说，中国学习了西方的一部分，但没有变成西方，而是找到了制度和道路的自信。
中国的崛起，无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当下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一方面，不少国际问题需要中国这个新兴大国的合作，如冠病疫情、全球贸易、气候变化等；另一方面，二战乃至冷战后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国际规则，必然因为中国这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的出现，而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纵观从冷战结束至今中西双方的互动，先是能做到和而不同，到逐步走向对立，有三个根本因素可以初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