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现在》4月19日刊登的《华文书业1958》一文提及，1958年华文书业遭遇禁令之后，新加坡世界书局和上海书局“另辟蹊径到香港设立编辑部和印刷厂”。其实，上海书局和世界书局（大众书局的前身），早于1947年和1949年就已经分别赴香港设立业务中心和世界出版社，开启在香港印刷出版书籍，再发运至新加坡与东南亚其他市场销售的“双城双向”营运之路。

第三次禁书从1956年底开始，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禁29种华文出版物及其同一出版社代理的书籍，受影响书籍超过万册，古典小说也不能幸免；新加坡书业公会于1957年多次出面交涉不果。1958年10月，新加坡政府援引《不良刊物法令》禁止53家中国及香港出版社的刊物入口或发行。上海书局创办人陈岳书之子陈蒙志以“地毯式”形容当时的禁书规模之大。

新加坡华文书业早年曾遭遇过多次禁书禁令，比较大规模的有三次。

大众书局创办人、世界书局东主周星衢当时提出租借中国原装书纸型，在香港“换装”下南洋的新策略，成功突破了禁令，为新马同业找到了书源，也为香港同行另铺生存道路。香港出版家蓝真曾指出，东南亚有惊无险地渡过禁书风波，“以世界书局和上海书局为首的大书局功不可没”。

第二次禁书在1948年，英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并严控印刷品，尤其针对华文书在新加坡的印刷、售卖、发行与流通。

第一次禁书在1940年，二战刚爆发。英国殖民政府为备战收紧外汇管制，大规模限制非战争急需品进口，华文书籍受到波及并成为限制品之一。这一波限制让依赖从中国进口书籍的本地华文书业者，意识到开创新书源的必要性。

周星衢基金执行董事曹蓉

“星马的（华文）文化出版事业发展前途是远大的……”周星衢于1958年2月退休之际受访时如是展望。今时今日，华文与书业发展之路不易，书业前辈的智慧与披荆斩棘的精神，值得我辈学习与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