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权力继承制度化的看点，应在于最高领导人的甄拔过程扩大党内民主化，并进一步制度化。据闻在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挑选过程中，中央组织部协助征询了大量高级干部的意见，形成了一个党内高层的共识，这才使习近平脱颖而出。此一过程外界虽信息有限，但倘若对此一无所知，或装聋作哑，似乎也称不上一个合格或可信的政治观察者。

由于大量最高领导层将届退，加上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些制度上的新安排。例如国家副主席与国务院总理两个重要职务的实质功能，就可能出现一些调整。第一位国家副主席是被称为“红军之父”，而与毛泽东比肩的朱德；第一位总理是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未来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性质，也可能是“回到从前”。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的“高风亮节”一说，言犹在耳，倘若寻求所谓“第三任”，无疑将颠覆改革开放以来40年，逐渐形成的权力继承与职务分配的制度化成果。最高领导人就是国家主席、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这是1993年以后就确定的职务分配安排。江泽民虽然在2012年之后以“扶上马、送一程”为由，多任了两年军委主席，但也并未从根本改变权力继承与职务分配的不成文规则。

笔者过往20余年，从乔石、李鹏等是否会在中共十五大连任或更上层楼的研究开始，到之后关于中共权力继承制度化的博士论文，都发现这类角度通常都等着被“打脸”，虽然这些媒体与观察家对于传播小道消息依旧乐此不疲。

中国聚焦

中共建国初期的人事安排，也可以为最高领导层的交叉任职提供参考，例如朱德曾以国家副主席兼任中纪委书记，周恩来不仅是总理也是政协主席。在虚职与实权职务之间，如何做出适应时代的调整，也是当前中共领导层必须面对的课题，以建构一个更加精干高效的最高领导层。

一些海外媒体最近对中国政治的走向，提出了一个令人感觉很荒谬的论点，就是习近平正在寻求“第三任”的可能。

中共在权力继承与职务分配制度化的进展，使得相关制度的认受度提高，如此却也使相关制度发展过程中“除弊”导向的“一刀切”不再那么必要，因而出现了弹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即是一例，之后再出现个别从政者未受到一般退休年龄的限制，也不用太过奇怪；但这与最高领导人寻求“第三任”并不是一回事。

当前的中国，“当官”早已不是有志之士唯一的出路，最高层“能上能下”也不是一个大问题，却还用邓小平时期就已经跳票不断的观察角度，来看待习近平时期，丝毫不感到“违和”，只能说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确实形成了某种禁忌般的叙述氛围；对一些人是英雄史诗，对另些人就成了“佛地魔”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