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阿桂报奏乾隆，新疆的老派穆斯林是高声念经；内地的新教穆斯林由于担心汉人社会讥笑而低声念经。从内地的角度来看，从新疆传来的教派固然是新教；但从新疆视野和大清帝国的全局观来看，内地所谓的新教其实正是新疆的“老教”。乾隆于是下诏要求官员不要在穆斯林内部区分“新旧”教派；他甚至要各省官员告示各地回民，说他已 “洞悉其教根源”，朝廷在对待回民宗教问题上“不分畛域”。
清朝在经过和新教穆斯林的三年战争之后，果断地纠正了将“新教”认定为“邪教”的错误政策。反观目前新疆“反恐” 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多年，该地宗教政策不但没有学习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发达城市的先进治理经验，反而向中亚、南亚战乱外国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学习，其结果就是将错综复杂的宗教派别居然划分为 “非法”和“合法”。
清代的西进战略主要是通过政治臣服、军事征服等实现的。从康熙西征，到雍正改土归流，再到乾隆开疆扩土，这些西进运动战略涵盖了诸如延伸内地行政、法律、保甲和乡约制度、 “义学”、风俗等方式来投射东部影响和威权。这些西进策略和方式的缩影，在当代中国的西进运动中也隐约可见，如在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移民、管控人口分布和住居格局（如嵌入式居住）以及干部“驻村”政策等等。
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乾隆要求各省调查“掌教”名目和“新教”邪教。山西和陕西巡抚对当地回民社会的调查表明，“掌教” 是回民古已有之的一个宗教称谓，而不是撒拉新教的发明。在有关“新教”、“旧教”的问题上，在清廷后来启用颇具全局意识和新疆工作经验的大臣阿桂才有所了解。
历史地看， 18世纪和21世纪中国的西进运动在方式和内容上几乎可以平行并列。甚至这些横跨两三个世纪的西进运动的效果，也同样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清代的“起义”－“平叛”和当代的“暴恐”－“反恐”，几乎在套用同一模式来界定西部地区和东部政权的关系。
专攻中国穆斯林民族和伊斯兰教以及
一方面，“反恐”背景下的极端宗教政策事实上鼓励了内地极端黑穆份子，在诸如新浪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的纵容下，进行骇人听闻的反伊斯兰教宣传（如最近“环球时报” 一奇葩短文“引进菲佣缓解‘保姆荒’不可行”，连菲佣是基督徒的这样的常识都能歪曲，丧心病狂地将反菲佣和反穆斯林相提并论，故意在中国国内制造民族矛盾和仇恨；另一个名为“PETA亚洲卡菲勒保护组织”的微博辱教图片在新浪微博大肆传播，公然侮辱穆斯林圣地麦加。
清朝搜捕新教“掌教”不但暴露了朝廷对甘肃已经高度汉化穆斯林社会的无知，反而催生了更多的反抗。很多和撒拉没有任何关涉，但却共享“掌教”这一宗教职业称谓的内地回民，被迫逃亡甚至奋起反抗。更为严重的是，18世纪清廷居然不了解所谓的新教“邪教”都是苏菲派别。国家对苏菲导师“掌教”的迫害和捕杀，激起了更多跟随者、尤其是阿訇群体的反抗。这样，自1781年到1784之间的短短三年时间，清朝和撒拉穆斯林因为法律实施引发的冲突从番地衍生到内地，而其后对甘肃穆斯林社会知识的严重缺失，直接导致了另一次大规模的官民冲突。
在全球一体化和不对称战争的背景下，无神论官员对疆内宗教的压制、打击、“非法化”势必引发疆外的连锁式反应。
自明代以来，位于积石关外的包括撒拉地区（即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在内的藏地（番地），一直是东部政权的 “羈縻”地区，即在明朝的卫所军事震慑之下，这些藏地对东部政权保持着政治上的臣服和贸易上的依赖；但同时，羈縻地区的行政、司法和宗教则保持着高度自治。
中国盛世王朝的“西进”运动呈现出惊人地相似。一旦定鼎中原之后，中原政权便“西进”亚欧大陆腹地。
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新教起义之后，康乾盛世的“西进运动”基本戛然而止、由盛而衰。当下，崛起中的中国再一次掀起如火如荼的“西进”战略。可惜的是，这些康乾盛世西进运动中呈现出来的对穆斯林社会的知识缺乏现象，在当代新疆依旧存在甚至有过而无不及。尤其是目前对同样深受苏菲主义影响的维吾尔宗教领袖的（所谓的“野阿訇”）的官方定义和打压，很可能激发更大范围内信众的反弹。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霜堡大学历史系教授
造成这种紧张关系模式的原因众多。但不可忽视的一个是，在进入西部非汉地区、尤其是穆斯林地区，东部政权对西部族群和宗教的知识缺乏，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西部民族和以东部为中心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人们经常提到的1781年爆发的所谓 “新教” 撒拉穆斯林起义，其实质是自雍正改土归流以来的法律适用和行政管理问题。
而很多派别、尤其是苏菲派别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谱系和四通八达的区域网络。在全球一体化和不对称战争的背景下，无神论官员对疆内宗教的压制、打击、“非法化”势必引发疆外的连锁式反应。
如果这些画面传播到穆斯林世界，那么足以引发全世界穆斯林对中国的抗议，直接将中国的海外利益和“一带一路”战略置于危险境地）；另一方面，疆内的极端宗教政策将为中亚、南亚和西亚的极端组织提供敌视中国的最佳动员，这已经从最近的中亚暴恐可见端倪。
中国－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
即便对于清代甘肃本地的官员而言，他们对所辖地区民众的民族和宗教知识漏洞百出。甘肃官员上报朝廷时，开始把这一冲突归结为藏人（番）和穆斯林（回）之间的冲突，继而又说是藏人内部的相互仇杀。只有在乾隆派遣具有丰富新疆工作经验的大臣阿桂到甘肃进行军事弹压和“民族识别”后，整个朝廷和地方官员才搞清楚撒拉人原来是穆斯林。
在军事弹压过程中，清朝官员发现撒拉“新教”中存在“掌教”这样的宗教领袖。由于清朝有关穆斯林和伊斯兰的知识是在18世纪中叶征服新疆时习得的，所以在18世纪末在甘肃出现“掌教” 这样高度汉化、不太伊斯兰的宗教称谓时，清廷便认定这是新教邪教的创制，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和拘捕 “掌教”，试图以此来禁绝新教这一 “邪教”。
按照以往番例条款和处理经验，死者家属应该获得一个“命价”的赔偿。但是循化官府却在不断内地化（中国化？）的背景下，创造性地将内地法律中有关殴人致死的“保辜限期”应用到“番例”中，创造性地给新教受害者家属只判处“半命罚服”。这一突兀的不公法律判决，再加上番地的血仇传统，很快在两派撒拉族之间演变成大规模械斗，并最终引发了撒拉族和清朝的冲突。
这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阿桂的地域观、全局观和边疆视野，远远超越了同时代新疆以东的内地官员和学者对“新教”的理解和定义。
从战略角度来看，东亚政权的西进都是出于挤压亚欧大陆其他强权的需要，如17、18世纪清朝的西进就是为了击败亚欧大陆最后的游牧帝国——准格尔帝国。今天，中国的西进（无论是以“反恐”为名的军事西进还是以经济建设为利的 “一带一路”）也是为了更强势地参与亚欧大博弈，来应对其他大国的“北进”、“南进”甚至“东进”战略。
自18世纪初的雍正改土归流以来，虽然东部官僚体制不断渗入番地。但在几乎整个18世纪，清朝还保留着这些藏地传统的游牧法律（即番例）来处理游牧部落之间司空见惯的仇杀。根据番例条款，番地仇杀案件基本上是通过经济处罚来结案的，即“罚服”。大约在1780年，撒拉地区的不同教派（即所谓的新教和老教）在一个名为 “打速古莊”因为丧葬仪式发生冲突，导致一名新教撒拉严重受伤并在数日之后身亡。
另外，从长远看，在亚洲大陆国家相互竞争博弈之际，任何局部的反宗教政策必将殃及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