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有霸权经常比没有霸权好，因为霸权以其实力维护国际基本秩序。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公孙丑上》）。只有大国，才能镇住小国和各种势力。没有霸权，就会出现国际权力真空，各种势力就会勃兴，增加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和无序程度。
朝核危机也是典型的后冷战产物。冷战期间，朝鲜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跟苏联、中国交好，从苏、中获得大量援助，日子过得比中国还滋润，安全也有保障。苏联解体，自顾不暇，对朝援助大幅减少；中国也减少了对朝援助；中韩建交；朝鲜经济日益困难，又不愿意向中国学习改革开放，且安全得不到保障，于是，它有一种国际社会的弃儿感，所以，朝鲜拼命发展核武。从某种意义上，朝鲜发展核武，就是要抵抗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
以前的分歧，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到文化，是全局性的，但现在，变成了局部差异。譬如，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现在，中国也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与西方国家的相同点增多。
21世纪以来，美国相对走衰，中国相对走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肩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维护全球公共秩序、弱化全球不确定性的重任。只有大国合作，才能提高稳定性。
六、国际秩序从封闭性稳定到开放性动荡。冷战期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阵营、分歧、目标、敌我、手段都比较明确，两大霸主负责维持集团内部秩序，尽量压制分歧，一致对外，因此，两大集团之间虽然相对封闭，但集团内部却相对稳定，两大集团的势力范围较为明确，国际秩序呈现为均势结构，因而比较稳定且和平。
根本原因在于，冷战秩序解体后，美国无力独立承担维护全球基本秩序的任务，新的世界秩序又无法建立，这种混乱导致国际权力变迁、混乱和局部真空，进而导致不确定性增加，使各国和各种势力的安全感都下降，有些势力则趁机勃兴。
五、手段从对抗到竞争性合作。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以对抗为主，并表现为冷战。不过，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比较理智，冷战没有演变成热战。二战后，美苏之间虽有一些间接摩擦，例如，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予以了军事支持；美苏都针对对方进行了大量间谍战和策反活动；美苏之间经常进行措辞强烈、火药味十足的威慑，不但出现了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事件（1962年），还出现了星球大战计划这样的军备竞赛，但是，美苏从来没有直接战争，没有任何擦枪走火（参见拙著《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
国际秩序不确定性的增加整体上表现为开放性动荡，这有利有弊。从正面讲，世界越来越开放，几乎所有要素的流动性都在增强，创造力和财富也大幅增加。从负面讲，世界呈现为无边界动荡，地区性和小规模冲突与暴力不仅多且分散。国与国的纷争，各种势力的斗争，恐怖主义等，在各地区广泛发生，尽管尚未动摇世界和平的整体环境。
1980年代以来，全球格局陷入二战后最不确定的状态，且这种不确定性还会增强。因为许多危机和机遇都来自这种不确定性，所以理解这种不确定性颇有意义。我们可以从阵营、分歧、目标、敌我、手段、秩序等几方面的变化来理解这种不确定性。
当今世界，旧秩序在解体，新秩序却未建立，甚至没有人知道新秩序究竟是什么，世界会往哪个方向走，路径又是什么。
作者是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即便在西方内部，法国、德国，甚至英国，对美国也不再是亦步亦趋。比如，在是否加入亚投行问题上，英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国，却不顺从美国，率先加入亚投行。所以，很难说两国就是朋友或敌人。
三、目标从明确到模糊。冷战期间，社会主义想解放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想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双方都想把自己的制度施加于对方，全面战胜对方，因而合作是很难的事。1980年代后，中国秉持邓小平的建设性理念，各国人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形态。“打倒美帝”这样的口号再也没有了。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攻击也相对弱化。很难说一国试图要把另一国怎么样，这意味着，目标从确定变得不确定。
21世纪以来，美国相对走衰，中国相对走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肩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维护全球公共秩序、弱化全球不确定性的重任。只有大国合作，才能提高稳定性。其中，中美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大国合作，是稳定世界秩序的必要条件。大国合作，将会产生共赢；不合作，必然导致共输，甚至同归于尽。
此外，也有不结盟国家，但这种不结盟的关系仍然是明确的。1980年代后，敌我关系日益模糊，派性减弱，灵活增强。首先，派性减弱。A国可以跟B国是朋友，B国可以跟C国是朋友，但A国跟C国却是敌人。其次，灵活增强。一国跟另一国，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朋友，在某些方面却可能敌对。比如，中美在某些事件上有冲突，如美国轰炸南联盟大使馆、南中国海撞机，但这并未影响双方的经贸合作。
二、分歧从明确到模糊、从全局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从硬性到柔性。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基本分歧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经济生产方式的分歧（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则是派生的。但是，1980年代后，随着两大阵营的消失，各国之间的分歧日益模糊，很难说明确在哪个方面有或无分歧。
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之间的合作很少。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但这主要是出于政治尤其是军事目的，美国想遏制苏联扩张，中国想缓解苏联压力，而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合作非常少。
同时，以前的分歧是硬性的，姓社姓资，不容讨论，也无回旋和妥协空间。但是，当代分歧是柔性的，绝大多数分歧都是可以谈判的，都有回旋和妥协空间。譬如，在商业领域，中美相互开放什么，不开放什么，都是可以谈判的。在文化领域，以前，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现在虽然不能自由进入，但可以谈判。这种谈判还可以具体到细节，如某些镜头的取舍。
以前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属于宏观层面。但1980年代后，分歧日益表现在微观即具体事件上，譬如商品的倾销与反倾销、贸易条款的分歧、中美南中国海撞击事件，美俄关于克里米亚、乌克兰的冲突，等等。
国际秩序不确定性的增加
1980年代后，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走向竞争性合作。一方面，对抗仍在，但程度减弱。另一方面，合作大幅增加。各国在战争危险、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领域的合作扩大和加深，交往手段从对抗走向竞争与合作交织，也就是从确定到不确定。竞争在各个领域都仍然存在，也很激烈，但不再是敌我性质的，而和平性质和商业性质越来越重。所以，手段的多样化意味着手段的不确定性增加。
在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中，还有一点须警惕。传统时代与当代有一重大不同，在传统时代，小国不可能毁灭世界。但在当代和未来，小国也能掌握毁灭性武器（未来，甚至小股势力、个人都可能掌握毁灭性武器），毁灭世界。所以，未来，如果大国控制失当，越来越多掌握毁灭性武器的小国和小股势力，会以非常规手段博弈大国，影响世界走势。恐怖主义、朝核危机，便是现实的例子。
一、阵营从明确到模糊到消失。二战以后，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并以华约和北约两大组织为代表。但是，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模糊了中国这个大国的阵营归属。同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弱化了两大阵营的对立。苏东剧变后，两大阵营不复存在。
对此，2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人便已认识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俗语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也是此理。
七、唯大国协作方能提高确定性。从一种格局到另一种格局，必然会产生不确定性。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只能从过渡性考察其正面意义。冷战模式的确需要改变，但世界不能长期处于不确定性中。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整个世界的安全感下降，无序能量不断积累。在当代科技下，无序能量积累到某个程度，世界很可能出现远超二战的严重灾难。
四、敌我从明确到模糊，派性减弱，灵活增加。毛泽东说，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区分敌友（德国法学家、政治思想家施密特也有类似之见）。冷战期间，国际政治中的敌我是非常明确的。不过，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更为复杂，同一阵营的两国可能是敌人，如中苏交恶，但分属两个阵营的国家都不是朋友。
例如，奥萨马·本·拉登势力、朝核危机，便是开放性动荡的表现。奥萨马是后冷战产物，奥萨马势力本是美国培养来对付苏联的。苏联解体后，奥萨马丧失利用价值，成为美国的弃履，而后因宗教等因素，奥萨马走向反美道路。
随着美国的相对走衰，且缺乏美国的替代者，国际社会没有一个相对公正且强有力的秩序维护者（即孟子所言“以力假仁”的大国），可以预见，世界的不确定性还会增强，动荡还会扩大和加深，并可能积累成全面、严重的灾难。
冷战后，华约解散，华约国家群龙无首，小国在外交上各自为政，一些以前被压制的小股势力如恐怖组织也被释放出来；北约国家，由于失去了明确的敌人，团结程度也下降。九一一事件之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影响力走衰，世界的无政府程度和不确定性在加深。于是，国际系统内各单元（包括民族国家和各种势力）的关系就不再服从对外大局，而日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