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一倡议从宣布到实施、从双边合作到高峰论坛、从经贸倡议上升到政治信仰、从发展互联互通到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标志着这一世纪工程对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巨大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中东战事的结束，中亚的“反恐”战场成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吸铁石。中亚地区破天荒地出现了这种成功蹂躏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残暴势力的残余分子。
由于新疆及其衍生问题的持续发酵，目前这两个“带路”核心国家的对华民意出现了巨大的倒退。今年8月在阿拉木图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就有中亚学者指出了哈萨克斯坦民间存在的“厌华”问题。而印度尼西亚最新的一次民调，居然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诚然，上述国家的负面民意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民族背景，但新疆问题在从中东到东南亚等地的持续发酵，却提供了一种宏大的叙事背景和链接纽带。
尽管“带路”沿线所有穆斯林国家都积极配合中国政府打击、拘捕和引渡“东突”暴恐份子，但这些扩大化的极端地方政策，却引发了“带路”沿线穆斯林国家舆论和民众的不满乃至鞭挞，对中国外交和软实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
再次，新疆的紧张局势也使得内地少数黑穆不惜携洋自重，如和美国的“无神论研究中心”勾结，并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攻击中国穆斯林公民，并和国家争夺舆论影响。甚至在这些黑穆宣传和媒体中，出现了以色列情报人员专门撰写的反穆斯林的造谣文章，如2015年充斥微信和微博的译文《日本，一个没有穆斯林的世界》，就出自以色列国防军情报人员的杜撰。
无论这些具体的挑战多么复杂和多变，大都只涉及不同国家的政党、教派、民族、地区等利益分配问题，且基本处在可控的双边国家关系范畴之内。这些局部的、个别的、零散的挑战之间，没有统一的内在关联性。换句话说，亚洲“带路”沿线国家，并不存在反对中国“带路”的统一因素或整体力量。
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宣布“带路”倡议之后，中国和周边国家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带路”沿线国家的政经关系发展更为紧密。从中亚到俄罗斯/东欧，从东南亚到中东的“带路”沿线国家，纷纷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期搭上中国“带路”的顺风车。
这些极端化地方政策和措施甚至扩大并且外溢，并在社交媒体的纵容（如新浪微博）下形成反内地穆斯林民族的黑穆团伙。如微博名为“崔紫剑同志”的新疆宣传干事，从千里之外成功挑动安徽民众在拆迁新建的清真寺建造地址掩埋猪头，差点在内地酿成重大民族宗教事件。
如果说美国16年的阿富汗战争，诞生了一个相对民主、廉洁的喀布尔新政府，并且随着特朗普“新政”而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期盼，阿富汗周边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长达十多年的国内“反恐”斗争，却持续恶化了国内民族和宗教生态。
仅仅在这两三年之内，有关新疆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手机信息检查、商店、宾馆、饭馆等场所强制性安装价格不菲的安检装置、类似劳改的“学习班”的设立、限制、没收普通民众护照、刑拘批评当地政策的微博博主、逼迫新疆籍学生回国等，震惊了包括“带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舆论。
面对中东或东南亚国家波涛汹涌的舆论压力，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和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甚至不得不辟谣或澄清上述问题。另外，埃及学者直接在报纸公开指责新疆反伊斯兰的政策，迫使中国学者进行苍白无力的回应。
其他新浪微博上侮辱和攻击伊斯兰（如丑化麦加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贴子和图片，如果传到“带路”沿线穆斯林国家，足以引发大规模抗议甚至流血事件，并在“带路”沿线穆斯林国家引发连锁反应。换句话说，一个局部地区长达16年的“反恐”斗争，将新疆、内地、美国、以色列、穆斯林国家和“带路”倡议等复杂地统一联系起来，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国际国内影响。
危害“带路”成功实施的最大障碍，事实上来自中国国内。自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非友即敌”的淫威政策和武力入侵阿富汗，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阿富汗邻国选边站。在美国恩威并济的情况下，阿富汗邻国如乌兹别克斯坦、塔吉斯坦斯坦、中国等一方面选择和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却趁机在本国掀起“反恐”风暴。如同美国经历了长达16年之久的“反恐”战争，阿富汗邻国也同样经历了长达16年之久的“反恐”斗争。
霜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州
专攻中国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研究
从中国选择宣布“带路”倡议的所在国（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来看，“带路”倡议作为一个由线到面、由亚洲到全球的“海陆”经济合作计划，其成功的前提首先是和亚洲邻国发展出更为紧密的经济、政治和人文关系。离开了作为通途的陆路中亚和海路东南亚，中国和作为终端的欧洲、非洲的经贸联系都无法顺利衔接。
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而言，新疆的“反恐”扩大和外溢，不但无助于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宏伟目标，而且正在直接破坏和恶化“带路”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美印的“新丝绸之路”或“印太战略”，都可被视为是其他大国或早或晚的“带路”战略。正如“新丝路”命运所昭示的那样，这些区内或域外大国所推动的对冲战略，都无法对中国“带路”倡议形成实质性的挑战。由于受地理、国力、利益等因素所限，这些大国缺乏如中国“带路”倡议那样清晰的规划和统一的协调，更没有充足的资金和可具操作性的大型经贸项目。
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反恐战争摧毁了反美的塔利班政权，建立了亲美的喀布尔政权。有意思的是，随着美国和西方支持的喀布尔政权逐步稳定之际，阿富汗邻国却陷入“反恐”陷阱。阿富汗邻国长达16年之久的国内“反恐”斗争的结果，却使得中亚地区的几个反政府武装急剧做大并走向联合，其中典型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除了区内或域外大国的对冲挑战之外，对中国“带路”倡议的其他外部挑战，源于亚洲复杂多样的政治、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因素。如个别国家同西方的紧张关系（如伊朗），特定国家的安全挑战（如巴基斯坦）、某些国家的政权交接问题（如中亚）等等。
作为一个贯穿亚欧大陆、联通五洲的世纪倡议和工程，中国的“带路”计划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外部挑战。从大的层面看，任何经营亚欧大陆的倡议，首先会迎来区内或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除了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大博弈”之外，甚至早在2006年左右，奥巴马政府和印度就抛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
对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观察者而言，中国的崛起是本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势必改写亚洲乃至全球的发展进程。如果说稳定和平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崛起的前提，那么“亲诚惠容”的睦邻外交政策就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一带一路”更是中国从海上和陆上走出亚洲、迈入世界的路径。
作为一个贯穿亚欧大陆、联通五洲的世纪倡议和工程，中国的“带路”计划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外部挑战。从大的层面看，任何经营亚欧大陆的倡议首先会迎来区内或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
尽管这一战略的出发点是推动阿富汗的和平与重建，但其手段和目标是与“大博弈”殊途同归，都是在亚洲大陆构建一个链接中亚和南亚的更大“中南亚”区域政经整合。在海上，除了印度的“向东看”战略或日本的“南向”战略，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又联合推出更大范畴的“印太”战略，企图链接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区间的民主空间。
“带路”成功实施的最大障碍
在这些阿富汗周边地区，中国新疆也进行了长达16年的“反恐”斗争，成功地将新疆变成了“反恐前线”。然而，长达16年的新疆“反恐”已经超越了打击“东突”恐怖组织、个人及其意识形态的界限，开始干扰平常百姓的正常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