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财富分化加剧与权利扩张是相悖的过程，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富人所得增多，当然就意味着穷人所得减少，那当然就谈不上还能扩张权利。然而，在过去很多年间，看到的现实是，富人虽然更富了，但穷人也没有因此就更穷了，富人好象并没有剥夺穷人，相反公民的福利保障水平在不断提高。
在以往西方国家普遍处于“工业化国家”的阶段，这个成本还是可以承受的，因为国家整体的财富一直在增长。但随着全球化进入“去工业化”的“后半奏”，西方国家的财富来源大量减少，人的劳动精神大为减弱，而福利支出却有增无减，政治运行的成本还在提高，用“权利与权力的对冲”来消解资本与权利的双扩张悖论，就已经此路不通了。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来自左翼的福利主义和权利诉求，演变到21世纪的结果，是权利预期超过了政治共同体的承载能力，导致契约瓦解、政治过度。而来自右翼的自由放任主义，又使得资本意志肆意扩张，面对主权国家日益强势（比如国家纷纷对大资本减税），严重削弱了国家通过一定的政治安排来化解内部紧张的能力。
为概括西方国家所遇到的政治困难，笔者近来较多使用“政治过度”这个词语，即认为西方政治在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该进入政治议程的事务进入了政治议程，导致政治的运行不堪重负。
实际上，与“政治过度”相对，西方政治在当前还有另一个面相，那就是“政治不足”，即该进入政治议程的事务没有进入政治议程，甚至从政治议程中划出，这导致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下降，政治所赖以运行的支撑条件出现缺失。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近些年来，全球性的贫富分化加剧及财富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权势通过所掌握的财富能力，逐渐重新塑造和改组了各国的权力结构，使很多国家的政治安排，更有利于资本的自由运作。
资本的权势在提升，民众的福利也在增长，它们从不同方向提升了国家运行的成本。前者使有能力汲取社会资源、本该进入政治议程的事务在政治议程中弱化甚至退出；后者将原先并不属于政治领域、消耗资源的事务也裹挟进政治领域。由此还形成了经济生活全球化与民众福利保障国别化之间的紧张，即资本具有了越来越强的去国家特征，消解了主权国家体现人民意志的能力，而福利保障制度则强化了国家特征，要求国家必须呼应公民的权利需求。
这种看起来并不相悖的场景的出现，实际上不过是经济全球化的“前半奏”。在以往世界区分为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尚未工业化的欠发达国家的阶段，发达国家的富人和相对不那么富的人，通过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共谋”形成了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它主要体现在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源、人力的低成本利用，以及在“知识产权”名义下实施技术保护，形成了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公平交易。
今天在西方国家内部，已在左右两个方向同时摧毁政治共同体的契约伦理，这对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安排的政治格局，杀伤力是巨大的。这种政治乱象虽然目前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更明显，但其生成原因却具有普遍性，因此也值得引起所有国家的反思，以免前车之覆。
以两个日益显著的现象为例。一个是，自上世纪80年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以来，与全球财富总量迅速增长形成对照，贫富分化的全球化也强化了，财富进一步向少数群体集中，而且在发达国家内部，“镀金时代”卷土重来。第二个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不断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为主要体现，西方国家迎来了普遍的权利扩张。不仅民主的范围大为扩展、程度大为加深，国家对公民在其他各方面的“照料”，也越来越深入细致了。
在分析西方国家出现的这种乱象时，笔者认为西方国家当前所遇到的困难，已不单只在金融和经济层面，而已带有整体性，尤其是政治议程以及背后的政治哲学已出了大问题，不从这方面做出深刻反思，危机恐怕难以缓解。
近些年来，全球性的贫富分化加剧及财富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权势通过所掌握的财富能力，逐渐重新塑造和改组了各国的权力结构，使很多国家的政治安排，更有利于资本的自由运作。
另一方面，为平息民众对财富差距的抗议，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发达国家又普遍采取了增加福利支出、扩张公民权利、提高民众保障水平的公共政策。
为维护这种全球财富分配格局，发达国家也需要对国内政治进行改造。一方面，为方便资本在全球逐利，对资本放松政治约束或政治审查，成为普遍选择。这在西方国家的典型表现，是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兴起，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都在“小政府”的主张下，实施了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政策。
这两种过程同时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中所形成的，乃是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所说的“权利与权力的对冲”，即以扩张公民权利的方式，来对冲民众对资本集团更深介入国家权力、操控政治议程的不满。
自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给人的感觉是不断走向混乱无序，而且这种混乱无序还不是“前进的曲折”，想如以往那样再次实现由乱而治，至少从短期来看并不可能。尤其是去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以及今年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独立闹剧，更加剧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不仅如此，它们还从两个方向共同引爆政治危机。一个方向是，权利扩张所带来的“政治过度”，使国家不堪重负；另一方向是，资本在解构国家权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政治不足”，即本该进入政治议程的金融监管等事务，脱离了政治审议的范畴，由此不仅造成了金融管理领域的混乱，产生了金融和经济危机，而衍生为社会和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