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也正视、甚至嘉许中国对贫困国家的资助。他指出，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到2014年的未尝还贷款金额为6840亿美元，仅略少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合计的大约7000亿美元。此外，中国还提供估计达到1160亿美元的双边与区域开发融资，使其国际开发融资显著大于其他多边银行。
作者指出，在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曾希望借由派遣海军力量接近中国大陆，挑起中国的暴力回应，以此作为升级到使用核武器的借口。（第八章注6）。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不少美国精英主张对共产主义强权施行“预防性战争”。但是，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位美国总统都没有接受那种论点，杜鲁门对“预防性战争”也有句著名的讽刺：“你能用战争‘预防’的，只有和平。”
《注定一战》一书的最后一个注释，或许是作者由衷的期望；他希望中国能够如同德国在二战之后一样，“借着经济一体化，将恢复活力的中国经济安全地纳入”全球化；如同希拉莉2012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记者会上所表示的：“零和思维将带来负和的结果。所以作为替代，我们要构筑一个有韧性的关系，使两国都能繁荣，免于不健康的竞争、对立或冲突，并完成我们对国家、地区与全球的责任。”
“大交易”可以促进金莱尔（Lyle Goldstein）所谓的“合作螺旋”（cooperation spirals）（第十章注18）（另见附录一注12）。除了台湾议题，还有气候暖化等其他议题，可使两国增进合作。后者根据一些研究显示，只有“大幅提升、超额实现现有的‘国家自定预期贡献’”，将暖化控制在摄氏两度以下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合理机会。”（第十章注25）。中国在此议题上的发力，也可大幅改善西方对华舆论态度。
但是正如基辛格所表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已进行了五次战争，其中只有一个达到了既定目标。（第八章注21）。而在台湾海峡，更可能出现的状况，是如同19世纪末英国人所做的，“不会花一个人或一英磅，来保卫加拿大。”美国人更可能如同葛莱瑟（Charles Glaser）所倡议的进行一场美中“大交易”。（第十章注14）
退而求其次，相当一部份美国精英支持对华冷战，虽然果真如此，未来历史必定会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反应过度”。倘若这个世界走向这一条路，也不能排除美中两国“因为担心核升级的潜在破坏性后果”，而在一些情况下“秘密进行战斗”的状况。（附录一注153与154）
作者在第一章就指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五千年文明重返荣耀，并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状态’，一个需要超过一代人加以管理的漫长状态。”要求美国人面对“注定不能一战”的现实，就是《注定一战》一书的意义。
作者赞许一些中国式的智慧，例如1978年邓小平就钓鱼岛争议所做出的“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一代人之后的现在，中国占了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38%，与其后的三个国家美国、日本与韩国的合计相当。（第一章注55）。并且就研发开支而言，中国到2024年估计将大幅上升到6000亿美元，而美国则将继续低于5000亿美元。（第一章注56）。昔日中国人的以拖待变，终将得到中国人所期待的结果。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而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核武已经更具生存力，因此美国已经被迫接受美中之间类似于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之间的“相互保证毁灭”的状况。这一点已经反映在《2010年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2010 US Nuclear Posture Review）所断言的，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对“我国与俄国和中国的核关系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的行动。美国人很清楚，“只有俄罗斯和中国，才有能力对美国领土进行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也不是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的重点。”（第九章注61）
许多人已经指出《注定一战》一书其实并不求战。细读此书之后，人们必然会感到作者其实是在苦口婆心地劝导美国的政治与军事领导人面对现实。作者指出：“亚当斯密阐述了自由贸易导致互利的可能性”“世界商业本身可以扩大、两个资本主义和竞争的国家，可以在不相互破坏的情况下茁壮成长”，美国似乎没必要像300年前的荷兰人或英国人那样，打着“所谓的自由海洋原则”去推行重商主义。（该书附录一注44）
该书的权威性很高，作者德高望重，几乎与美国还在世的每一位国防部长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熟识，并且与包括提出“软实力”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著名将领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中国的副总理刘鹤等，有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如同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在《中国挑战》（China Challenge）一书中雄辩解释的：“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变化，已经减低了强权如美中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中国日益提升的军事优势，也使美国越来越难以介入“因为诸如领土争议等而出现的挑战”。（第八章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