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美国马里兰州霜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郑和论坛”主席，专研中国－穆斯林世界关系）

在维吾尔问题上，在上述两国内部都发生了比中东穆斯林国家规模较大的游行抗议。在对维吾尔问题的外交政策方面，印尼和马来西亚既没有加入50个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国的行列，也没有跟随22个西方国家（包括日本）谴责新疆政策的阵营。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议案的重要发起人都是来自佛罗里达的参议员罗比奥。尽管以色列和中国分别存在巴勒斯坦问题和维吾尔问题，但美国对其盟友和对手的外交政策截然相反。

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则祸及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并危及美国全球战略部署。根据2008年马里兰大学的一份问卷调查，中东地区多达80%至90%的民众，将美国和以色列视为头等威胁，而将中国视为威胁的比例仅占5%；希望中国成为强权的民众支持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在中美竞争主场印太地区，东南亚穆斯林国家对于大国的重要性远超中东地区。

美国世纪战略从中东移向印太、从忽略巴勒斯坦领土问题到凸显维吾尔宗教问题、从保护穆斯林少数族裔宗教权利到建立国际宗教联盟、从组建跨宗教自由联盟到对抗共产主义无神论，表明美国对于世界穆斯林少数族群的关注，已经从领土问题转移到宗教问题。这样，既避免了提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又尊重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但却凸显了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及其全球关联性。这表明了在同无神论中国的新一轮竞斗中，美国对世界宗教自由和国际宗教联盟赋予了战略价值。

随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力量的不断失衡、阿拉伯国家的日益衰弱及其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美国犹太游说集团的持续强势，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长期以来只能处于“无为”状态。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正义立场，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穆斯林世界受到欢迎。但是中国的新疆问题，则迅速演变为中国在穆斯林世界，尤其是东南亚穆斯林国家的巴勒斯坦问题。

根据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2019年的调查，印尼民众对中国的好感，从2018年的53%降到2019年的36%。尽管这一调查并没有专门提及维吾尔因素，但从2019年印尼大规模抗议新疆政策，可以看到某种相关性。

纵观历史，美国同穆斯林世界的冲突，或多或少归因于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甚至九一一恐袭事件也脱离不了巴勒斯坦关系。正如奥萨马·本·拉登在给美国的公开信中所言，美国支持以色列长期霸占巴勒斯坦领土，是穆斯林的怒火源头之一。

尽管这项研究并没有提及域外穆斯林少数族裔问题，如巴勒斯坦问题和维吾尔问题，但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对于上述问题的政策，足以管窥东南亚穆斯林民众和国家，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态度。印尼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断然拒绝美国总统的犹太女婿所主导的“世纪交易”；而马来西亚则直接封杀了这一倡议。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个问卷调查，即使在后九一一时代，中东阿拉伯和穆斯林民众依旧认为美国过份偏袒以色列。美国布鲁金斯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80%的主要穆斯林国家民众，对美国持有负面看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调查，即使美国的犹太人也认为，特朗普政府偏向以色列。

作为亚细安主要成员国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涉及穆斯林少数族群的问题时，显然有其国内政治的优先考虑。根据上述调研，高达79.1%的印尼受访者认为，应该“调停”或“参与”亚细安成员国缅甸的罗兴亚事务。

根据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2019年的一项问卷调查，62%的受访人认为，亚细安地区已经成为（中美）强权竞技场域，一半的受访者对于中国和美国都缺乏信心和信任。但是如果被迫选择站队的话，54%的受访者将支持美国，46%的受访者支持中国。

从长远来看，波涛汹涌的中东反美民意，构成了美国只能实行逐步离岸震慑，和地区平衡战略的客观基础。中国的适时崛起，则为美国从中东转移到印太地区的大国战略，创造了政治条件和军事动员借口。美国在调整中东战略、矮化巴勒斯坦问题的同时，却在穆斯林世界大力渲染维吾尔问题，尤其是作为美国“印太战略”软腹以及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门户的的东南亚地区。

中国自2013年分别在穆斯林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宣布“带路倡议”以来，新疆的维吾尔问题也日趋复杂。新疆地区原本就有因苏联解体、中亚独立而带来的对分裂主义的担忧。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则加深了对恐怖主义的顾虑，而“带路倡议”在中国周边穆斯林国家的实施，又产生了对所谓“极端主义”的担忧。

美国国会在5月底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法案》，试图惩罚侵犯维吾尔族穆斯林人权的中国官员。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美国－以色列安全援助授权法案》，承诺在未来十年内给以色列追加380亿美元军援。

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和维吾尔问题的国际化，甚至巴勒斯坦化之间，已经建立了某种微妙的联系。正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的“宗教自由峰会”上，当着全球100多个宗教代表团所宣称的那样，新疆问题是个“世纪污点”，须要建立一个国际宗教自由联盟对抗宗教迫害。

几乎就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美以安全援助授权法案的同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再次重申“土地换和平”等基本中方立场。中国的巴勒斯坦立场赢得了穆斯林世界的赞许，换来了众多穆斯林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同中国建交、在70年代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甚至现在广泛支持和参与中国的“带路倡议”。

这些政策的叠加和升级，终于引发2016年至2017年以来，对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大规模“再教育”或“转化”。尽管中东的穆斯林君主国和独裁国对此默不作声，甚至点头赞许，但从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角度看，如同对美国巴勒斯坦问题的“世纪交易”的支持一样，中东穆斯林国家支持中国的维吾尔政策，本质上是另类投名状。因为随着美国离岸中东，以及中美将竞争主场迁至印太地区，中东地区在大国战略中日趋边缘化，只能通过支持美国的巴勒斯坦交易或中国的维吾尔政策，试图挽留大国战略存在和支持。

与此相反，中共自建政以来就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欧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恶果。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主张，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列入会议议程，并特别强调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虽然此后中国的中东外交不断调整，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基本立场未变。

印尼和马来西亚在维吾尔问题上异常谨慎，并有独特的看法和政策。如印尼希望“调停、期待最好方案”，而马来西亚则寻求自己独立的真相调查。作为民主穆斯林国家的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这一立场，符合其一贯的巴勒斯坦、罗兴亚政策，也符合亚细安对类似事务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