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还没有上岸。2009年年中时，美国和世界经济已经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七国集团（以及大部分二十国集团成员）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更加严格的金融业监管。相反，如今世界多国，包括欧洲国家，仍在与冠状病毒苦苦搏斗。危机仍在肆虐，邻国还在争论谁应该获得多少剂疫苗，因此很难集中精力于深度改革。
12年过去了，面对2020年冠状病毒疫情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大型私有金融企业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决策者也拥有充足的政治支持，采取措施稳住了全球经济。2021年，经济有望复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作者Simon Johnson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冠病政策联盟联合主席。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显然已经知道，新的病原体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传播，我们需要能够覆盖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疾病监控系统。但除非所有政府都将此作为共同的工作重点，否则很难建立这样一套系统。
最后，金融业有大量高频数据，而全球疾病负担只能通过更为粗糙的方式感知。平心而论，并非所有重要的金融业数据，决策者都能轻易获得和理解。但是，金融业的情况比公共卫生界好得多，对于后者，一国相关部门如美国疾控中心对于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情况，信息非常有限，难以做到足够细致和及时，因此用处不大。
一些国家已开始控制住冠病疫情，大多是通过疫苗接种计划，新的危机后改革可期。这一回的目标，将是可持续地降低又一场全球疫情或类似的公共卫生冲击的概率。但希望不是信念。不幸的是，有四个原因预示，进展情况会比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加缓慢和艰难。
但是，防止或减轻疫情需要真正的全球行动。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是大西洋两岸的危机，其他国家只是受到牵连。为了解决基本问题，或至少降低它们复发的可能性，须要美国采取真正的改革，以及欧洲的充分配合特别是权益资本要求和跨境衍生品交易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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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一次并非所有国家都有相同的体验。2008年至2009年，世界所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始于华尔街的金融恐慌的某种冲击（或深度担忧）。全球金融确实触及了地球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但对于冠病疫情，一些国家准备得更加充分，主要是东亚国家，行动得更加迅速，从而避免了最糟糕的后果。比如，中国看待疫情后政策要求的角度，就不可能和美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
他与Jonathan Gruber合著有《美国的跃迁》（Jump-Starting America: 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与James Kwak合著有《13位银行家》（13 Bankers: 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立即采取了行动，防止又一场潜在系统性崩盘发生。当时的改革进程颇具争议，但立法和相关监管得到了很好的坚持。
对美国来说，好消息是拜登政府正在解决本国公共卫生问题，为经济提供有益的初步财政刺激，并为急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复兴奠定了基础，包括（但愿）支持更强大的公共卫生所需要的一切。拜登政府似乎也明白，卫生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维度。比如，帮助各国获取可靠疫苗既能帮助他们恢复，也能为永无止境的传染病斗争的未来合作，构建必要的信任。
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将疫情给我们的经验用于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上吗？我们能够开发有益的技术降低风险，并形成足够的合作进行全球部署，并为之买单吗？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我们总是等到灾难来临才会采取行动。对于气候变化，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奢侈。
第三，改善公共卫生需要真金白银。美国尤其如此，其居民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投资严重不足。有一些希望，包括美国诊断检测能力的不断扩大，以及一些冠病相关技术，也有助于我们解决其他疾病。但这一技术在包括低收入国家的全球推广，由谁来买单？
英文原题：Can We Prevent the Global Fire Next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