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进一步调查冠状病毒起源”（病毒溯源）的声音此起彼伏，不仅白宫官员，美国的情报界和医学界也连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个别专家前后呼应，一时间，病毒溯源的要求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也令人担忧，中美关系会因此而被卷入另一场角力漩涡。
自5月下旬开始，随着美国疫情放缓，美国的焦点又开始转向“病毒溯源”问题：首先是5月11日，包括美国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教授雷尔曼在内的18位世界顶级科学家，联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公开信，呼吁“认真对待实验室病毒泄漏说”，指“需要更多调查和时间确定病毒起源”；随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瓦伦斯基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病毒有可能是从实验室逃逸的”，但她缺乏数据证明。
笔者认为，就病毒溯源来说，现在出现了两个“反向极不可能”：一是在经过一年多时间后，似乎极不可能找到病毒来源的真正源头了。时间拖得越久，就越难溯源；二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西方国家极不可能就此罢休，即便明知很难查到病毒来源，也会继续对中国施压，以此作为持续污名、孤立中国的政策工具。
5月2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此前未披露的美国情报报告报道，2019年11月，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三名研究人员“入院治疗”，这比中国报告首起冠状病毒病例早了一个月。
病毒溯源对华施压或适得其反
对此，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第二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没有足够的信息，就冠状病毒的起源做出结论，但声称“需要独立的调查”；5月25日，白宫高级冠状病毒顾问斯拉维特在疫情记者会上称：“不管答案是什么，我们都须要弄清真相。”
最后，当美国强化炒作“病毒逃逸说”的时候，炒作的分贝越高，也就越难收场，而且反倒越有利于中国发挥抗疫防疫全球影响力。这是因为中国在掌握了防控疫情的成功经验之际，还拥有防疫的必需品——冠病疫苗，这是国际社会最关注、最急需的公共产品。眼下，病毒溯源并非燃眉之急，分配疫苗才是雪中送炭。
同场的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也表示，尽管冠状病毒更有可能从动物传染给人类，但“我们不知道100%的答案”“必须进行调查”；同一天，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在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言时说：“对冠状病毒源头进行的第二阶段调查，必须坚持透明、科学和独立。”
但无论如何，如果拜登政府继承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遗产”，特别是在病毒溯源这一敏感问题上，仍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华施压，恐怕亦只能是适得其反。这是因为，首先，病毒溯源本身属于科学范畴，任何假说都必须建立在科学假设之上，并经过科学论证后得出科学的结论。刻意的“政治操作”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对“操弄者”的政治赌注风险之大，也是难以估量的。
5月26日，世卫组织荷兰籍病毒学家库普曼斯又呼吁，允许世卫组织“第二阶段调查中，不能只审核中国提供的数据，而应该独立调查”。在这期间，还有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通过媒体呼吁，要对中国重新展开病毒溯源调查。
其次，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如果调查病毒起源，就不应该只调查中国，更何况早已有很多报道指出，世界多个地方在2019年夏季就出现了冠状病毒病原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更多次公开呼吁“调查人员也应调查美军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生物基地”，这让美国反处被动地位了。
应该说，尽管特朗普政府的意图并没有完全达到，但由此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谓至深至远。特别是拜登政府接任后，由于无法完全摆脱“特朗普主义”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因此“特朗普主义”权威下的政策惯性，仍会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拜登政府或许也须要保持向中国施以压力，以便拥有更多的与华博弈的政策工具及进退空间。
世卫组织曾经在今年2月至3月，专门组织专家到武汉实地考查，经40多天的走访调查后，对病毒溯源曾有过结论，即很可能是从动物跳到人类身上传播的，而“实验室意外逃逸说极不可能”。但这一结论随即被西方质疑，美国更带头反对。从目前来看，已经被严重泛政治化的病毒溯源问题，几乎不大可能回归科学原点，更不可能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
设想，如果中国政府坚持“要查武汉，也必须查德特里克堡”的主张，美国政府对此做出的任何拒绝或解释，都将是苍白无力的。
对中国施以“阴谋论”并不等于能够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后者，而非讨个难以验证、泛政治化的说法。在疫苗问题上，中美如能加强合作，不仅有利于全球抗疫，也有利于提升两国的全球影响力。这要比美国无谓地吵闹追溯病毒起源，更具实际意义。
必须指出，所谓“病毒是由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意外逃逸”之说，起源于特朗普政府时期，而此“逃逸说”的最大鼓吹手，就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加上美国情报部门及五眼联盟出台没有真凭实据的所谓“报告”，更进一步渲染“逃逸说”的神秘性，以吸引国际舆论的注意。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指示情报界，要求在90天内拿出有关实验室病毒逃逸的报告。拜登的这个“命题作文”，把病毒溯源要求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期间，还有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透过媒体喊話，要求对中国重新展开调查。
美国的目的并非为了找出病毒起源，而是试图通过反复强调某种不实说法，强化人们对未经科学认证的假设的偏执认知，以此固化对中国政府的“隐瞒”及“不透明”的扭曲印象，达到未来“集体向中国政府提出法律诉讼要求赔偿”的目的。
笔者前面提到，两个“反向极不可能”仍在角力，美国等国家预先设下的“中国须对冠状病毒疫情负责”的潜意识，不会自动销声匿迹。但是，如果拜登政府能以稳定中美关系大局为重，管控病毒“阴谋论”已到势在必行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