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与中国周边潜在的安全风险有所不同，阿富汗内乱外溢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可以直接影响中国安全利益的重大隐患。沒錯，朝鲜半岛也存在战争隐患。但是，除朝鲜外，半岛问题的主要关联者，都是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内的成熟国家，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与机制，管控或遏制半岛生战生乱。例如，美韩、美日的军事同盟关系及美在韩日两国的驻军，可以成为威慑朝鲜的重要工具；而中国与俄罗斯，也可以通过“特殊关系”或运用经贸杠杆，说服朝鲜保持克制。
笔者认为，俄罗斯与集安组织试图重新掌控阿富汗，无论从地理位置、历史角度，还是维稳其大后方的战略考虑，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中国同样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介入阿富汗事务已是个不得不的任务。因此，中国如何处理与其他大中亚玩家的关系，能否在相互理解、支持、合作的基础上，处理好各自的影响力范围，显得十分重要。
笔者认为，就中国而言，在解决当前阿富汗复杂、敏感和危急的问题上，战略意图和目标已经非常清晰了，重点是实施途径如何确定、手段如何拿捏。简单来说，就是手握的“阿富汗牌”，该怎么打的问题。
美国人狼狈地离开了阿富汗，连地区都没能力领导，何谈领导世界？反观对中国来说，阿富汗即是机遇，更是挑战。
因此，中国最早提出“阿人所有、阿人主导”的“治阿”主张，在阿富汗问题上，也一直积极发声，积极引导，积极参与，积极推动，表现出了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担当。
根据塔利班官方说法，该组织已经控制了阿富汗85%的地区。尽管阿富汗政府称塔利班夸大其词，但从各地传来的塔利班攻城略地、政府军败走他城的消息来判断，已经说明了问题：阿富汗政府的执政地位，不是能否坚持，而是能坚持多久。
最后，中国手上的“阿富汗牌”，或许在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甚至伊朗手上也都有。这就是说，无论阿富汗未来成败如何，中国与这些国家在阿富汗这块饱经战争创伤的土地上，都会或多或少地产生利益交融、政治覆盖、影响重迭的地方。各种迭加效应，又是否会导致北京与其他各方的分歧、矛盾，甚或利益冲突，实难以预料。
其次，日前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方“愿适时在中国举办阿富汗人内部谈判”，并提出“五点建议”。中国的提议表明，尽管阿富汗危机是因美国不负责任的撤离造成的，但这无可避免地需要他国负责任的管理，而中国位列其中。
然而，中国这样做无疑会承受巨大风险。例如，由于塔利班内部派系众多，关系复杂，究竟是哪个派系决定塔利班未来走向，哪个派系掌握决策大权，没有绝对定论。整体而言，塔利班各派系是以战场上的胜负与强弱，来决定谁才有更大话语权，因此，作为“战斗机器”，塔利班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以实力决定结果”的组织。
无论如何，中国愿意与阿富汗各种政治势力接触，劝谈促和。从根本上说，这首先是为了阿富汗局势能够早日稳定，避免人民饱受内战之苦，尽早实现民族和解，而其次才是为了确保自身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没有稳定的阿富汗，周边稳定都是空谈。
因此，对中国来说，阿富汗的安全隐患与中国的安全形势，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内联关系。甚至可以认为，它已经是中国大西北地区的一个安全内患，而非外忧。不彻底解决阿富汗问题，中国大西北的长期安全与稳定，就难以得到根本保障。这即是说，中国手上的“阿富汗牌”，也是中国自己的“中国牌”，应该而且必须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处理。
在这方面，集安组织的“快反部队”及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两个陆、空军事基地，已经进入战备状态。从中国与阿富汗的关系、中国大西北地区的安全，以及中国在大中亚地区“一带一路”大布局层面上看，中国及上合组织则更加注重以政治和外交手段，介入阿富汗的国家统一、民族和解政治进程。
中国手上的“阿富汗牌”，或许在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甚至伊朗手上也都有。这就是说，无论阿富汗未来成败如何，中国与这些国家在阿富汗这块饱经战争创伤的土地上，都会或多或少地产生利益交融、政治覆盖、影响重迭的地方。
对此，在大中亚地区的两个重要多边安全机构，即由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简称“集安组织”，CSTO）和由中、俄共同领导的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SCO），已先后启动，着手准备应对任何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机态势。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由于美国和北约仓促撤军，引发阿富汗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在塔利班武装势如破竹的进攻下，阿富汗政府究竟能够坚持多久，是否会再次陷入全面内战，国际观察和舆论界几乎已有定论。
实际上，中国早在2016年7月就已经邀请阿富汗塔利班高级代表团到访北京。随后，几乎每年中方都在不同场合与塔利班政治代表接触，就阿富汗问题交换意见。对此，阿富汗政府甚至曾表达过不满，指责“北京不应向屠杀阿富汗人民的组织提供平台”。
与半岛情形不同，阿富汗常年内乱，各种政治派系争斗，部落势力割据，种族矛盾激化，导致阿富汗政府难以有效施政，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落后、破败，贪污腐化普遍且严重，加上“三股势力”长期盘踞于此，让阿富汗几乎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
多年以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在包括塔吉乌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的训练营地，招兵买马，聚集力量，培训极端恐怖主义人员，并派遣至中国新疆等地从事恐怖袭击活动。
很明显，与喀布尔、莫斯科、北京或华盛顿接触的塔利班政治官员，或许并不能真正代表掌握战场生杀大权的军事机构。这就如同塔利班须要争夺更多地域控制权，以便加大与政府的谈判筹码一样。这对北京来说，跟塔利班的“谁”打交道，几乎是个赌注，稍有差池，将会造成不必要的精力消耗和形象折损。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从大中亚地区与前苏联、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关系层面上看，莫斯科更注重从军事防御入手，应对阿富汗内乱外溢，进而降低影响自己实力范围的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也把“严防恐怖主义回潮”“不能让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策源地和恐怖主义势力聚集地”作为重要前提，以确保中国及地区安全与利益不受侵害。
当前，阿富汗安全形势急转之下，作为阿富汗的邻国，中国如何面对机遇和挑战，把不利变有利？这确实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
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不负责任地仓促撤离，已经导致塔利班和各地武装卷土重来、争权夺利的局面出现。特别是活跃在大中亚地区的极端势力，正试图借此机会，渗透中国，破坏新疆等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