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美国50个州中，纽约当然独占鳌头，2016年人均GDP是殿后的密西西比州的2.09倍；日本的东京无疑是龙头老大，其人均GDP是冲绳的2.02倍。中国如此悬殊的地区差距显然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否则它将严重影响实现邓小平早就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

一个地区内部差距居然如此悬殊，恐怕不能完全用经济学理论来予以解释。一个地区内部的资源禀赋差异再大，也不至于超过全国的差异吧？尤其是京津沪这三个直辖市，其面积最多也就1万多平方公里，北京和天津郊区确实有一些山区，但那里的山区条件再恶劣，也无法与宁夏的西海固（西吉、海原和固原）地区相提并论吧？那里曾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确认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

这一表述在当时是准确无误的，因为其时中国的发展水平极为低下，发展和提升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后所面临的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治国理政，当务之急就是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借用毛泽东的表述，如不能赶超发达国家，连球籍也要开除。

以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在中国长期匹马领先的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垫底的贵州的10倍以上，其他国家虽然也存在地区差距问题，但远不如中国如此悬殊。

中国其他省市也存在同样情况。例如北京市西城区人均GDP是昌平区的7.5倍；天津滨海新区是河东区的9.3倍；上海黄浦区是崇明区的6.9倍；重庆渝中区是巫山县的7.5倍；山东省东营市是菏泽市的6.3倍。在中国这一现象比比皆是，人们对此司空见惯，没有差距倒是怪事一桩。

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底子太薄，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到苏联的指令式计划经济的影响，再加上在探索过程中走了很大一段弯路，例如1958年的大跃进和此后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几乎使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力推动改革开放，中国的前景不堪设想。

作者是中国上海退休学者

省市区内部差距依然巨大

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环境和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所以诸如211、985等中国一流大学的毕业生，除了出国留学以外，基本上都选择前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发展。尽管那里的房价远高于三四线城市，但年轻人更看重的是发展空间和个人提升余地。本来就相当稀缺的西部地区人才，也纷纷离乡背井前往东部大显身手，以至“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孔雀东南飞”现象始终严重困扰着西部地区。

虽然中国各省市区之间的差距仍有待进一步缩小，但另一个更令人尴尬的地区差距，却清晰地呈现在中国和世界面前：各省市区内部的差距。例如这30年来在经济实力（即GDP）上一骑绝尘的广东省，其排名第一的深圳市人均GDP，居然是末尾的梅州市的7.51倍，粤西和粤北地区的人均GDP，竟然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至出现了“最发达地区在广东，最落后地区也在广东”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

此外，东部沿海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更高，原本就非常紧缺的资金同样不断流向东部地区，由此形成的“马太效应”始终难以破解。

中国国土辽阔，各地气候和水文条件迥异，资源禀赋截然不同。东部沿海依赖有利的地理和交通条件，其发展水平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西部地区不是高原就是沙漠戈壁，有些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人类居住，所以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处于殿后地位。

从这一意义而言，中国各省市区今后都有促进整个地区共同发展的重大责任，不能对如此巨大的发展差距漠然视之，无动于衷。

就像中国破解前一个主要社会矛盾耗时一个甲子一样，中国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恐怕也不会很快奏效，但各地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发奋努力，脚踏实地，咬定青山不放松，久久为功，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各地齐步奔小康的目标也是可以期待的。

为了推动全国的共同发展，进入本世纪以后，中国政府下定决心，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各项战略，实施沿海各省市结对帮扶西部落后地区的政策，东部地区和中央政府的相关官员，定期前往西部地区挂职锻炼，将各种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带到西部地区，并不时检查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

地区差距不可持续

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今后将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这一矛盾而不懈努力。

中共提出的新表述有两个关键词：不平衡，不充分。本文篇幅有限，不讨论后一个关键词而仅论述前者。为什么要强调这一问题？因为中国的地区差距过于悬殊。

其实，这还远不是中国一个地区内部的最大差距，以茅台酒产地闻名的贵州省仁怀市的人均GDP，是该省威宁市的11.44倍，而盛产石油的新疆克拉玛依市的人均GDP，更是和田市的15倍之多，这恐怕超出人们的想象。

这一对新阶段特征的表述是深中肯綮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中共从1956年召开的八大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一直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从那以来，经过全体中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终于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此大幅度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也就是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样就必须及时正确找出中国在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从通过破解这一矛盾入手，来继续推动中国的发展，于是就有了上述十九大的相关表述。

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力贯彻和执行，效果显而易见。例如2020年中国名列榜首的北京市，与殿后的甘肃省的人均GDP差距，已缩小到4.92比1，十几年前曾高达两位数的差距已缩小了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