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就是看穿这一点，面簿在回应参议院听证会时老神在在地说，国会的确应该采取行动为互联网制定标准，但不要指望“互联网行业做出属于立法者的社会决定”——三两句风凉话，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两人之中，瑞萨似乎更受瞩目，得奖后在媒体的曝光率也更高，而她也的确很能言善道。她在得奖后接受访问时谈到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时，一再强调“事实”的重要性，铿锵有力：“没有事实，什么都不可能……一个没有事实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真相与信任的世界。”
另一边厢，瑞萨领导的跨国工作组提呈给巴黎和平论坛的那份旨在对付社交媒体信息乱象的报告书，至今也不见下文。其实，无论它所做出的建议有多周详合理，要在社会和法律制度落差巨大、政治和经济利益严重分歧的国际社会达成具体共识，齐心合力制伏横行天下的社交媒体巨无霸，谈何容易！
她对参议员说，面簿公司所掌握的权力影响深远，与千千万万用户的日常生活紧紧交织，因此国会应该介入，加强监管，例如立法要求面簿等公司开放系统，研究仇恨言论和其他有害内容传播的程度。
面簿总裁扎克伯格在回应时矢口否认这些指责，声称最近的报道和许多指控“没有任何意义”，对该公司的动机有误导性，并强调面簿绝不是一家把盈利置于安全之上的企业。
相形之下，在反对网络平台垄断方面和美国“立场罕见一致”的中国就说到做到，采取严厉果断的行动，破解了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垄断地位。但中国的国情特殊，能够一方面强势管控本国的网络平台，另一方面则将外国社媒网站拒之门外，干净利落，可是这种做法却不可能移植到国外。
今年的两位得奖人都是新闻工作者——菲律宾的瑞萨和俄罗斯的穆拉托夫。这是自德国记者奥西茨基1935年获奖以来，和平奖首次颁给新闻工作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徒生在宣布今年得主时说，瑞萨和穆拉托夫同获和平奖，是为表扬“他们在菲律宾和俄罗斯为了言论自由而勇敢抗争……他们代表在全球范围捍卫这个理念的所有新闻工作者，当今世上，民主和新闻自由正面对日益不利的局面。自由、独立和基于事实的新闻报道，面对滥权、谎言和战争宣传时起到保护作用。”
但无论如何，在瑞萨和豪根的双剑合璧攻势下，面簿已处于被动地位，目前正在见招拆招，设法减少损伤。没有豪根的揭秘，外人就只能凭面簿的行为揣测其动机，根本无法了解其操纵网络的真相；而本来已对面簿嫉恶如仇的瑞萨，如今戴上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分量大大提高，一言九鼎，对面簿的批评势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豪根以一个内部知情人的身份对面簿的无情揭底，与瑞萨这一外人对它的严厉指控，其内容有许多雷同之处。这一里应外合、内外夹攻，让面簿一时穷于应付。虽然这不是面簿第一次面对来自各方的挞伐，但戴上和平奖光环的瑞萨和身怀大量面簿秘辛的豪根殊途同归，同唱一首征讨面簿的战歌，双剑出击，却使面簿伤得不轻。
爆料后两天，豪根被传召到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小组的听证会作证时，进一步猛烈抨击面簿，指其高层唯利是图，坚持根据贴子产生多少点赞、分享和评论等互动指标，来确定优先展示哪些内容，而这些互动通常发生在虚假和煽动性内容上。她还指面簿旗下的Instagram平台助长饮食失调、身材攻击和负面自我形象等不良风气，对年轻人尤其危险。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今年的和平奖看来不会有什么争议，至少两位得主所“勇敢抗争”的对象并没有抗议；相反的，菲律宾和俄罗斯政府都已分别向两人道贺，虽然菲律宾总统府的祝贺姗姗来迟。两人获奖并非偶然，他们都是长期在艰险的采访环境中坚守新闻岗位，冒险报道事实真相，其中菲律宾更被形容为“新闻工作者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该国总统杜特尔特在2016年上台后，采取铁腕缉毒手段，以“法外处决”的方式对付毒贩，杀了几千人，但死者也包括很多无辜民众，引起国内和国际哗然。菲律宾记者在进行这方面以及揭发官员贪污滥权的调查报道时，往往冒着生命的危险。据该国的ABS-CBN新闻网报道，从2016年至2020年，已有19名新闻工作者因各种原因遇害。俄罗斯方面，自2001年以来，穆拉托夫所创办和领导的《新报》已有六名同仁被杀，因此他得奖后不胜唏嘘地说，诺贝尔奖不能颁给死人，只好颁发给他。
面簿“被吹哨”的事，使它陷入了历来最严重的舆论危机。向来势不两立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立场罕见一致，认为面簿必须做出改变。听证会小组主席布卢门撒尔更批评面簿公司“道德破产”，造成的影响会困扰一整代人。
在各种诺贝尔奖项中，和平奖往往是引起较多争议的一种。每次得奖名单一公布，总会有人欢喜有人愁，一些国家或组织同声赞好，另一些则提出抗议，指它具有政治目的，缺乏公正。
作为一位坚持“事实就是事实”的主流媒体人，希望瑞萨能继续勇敢抗争，为防止信息病毒的传播而奋斗，为和平作出贡献，才不辜负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她的这番掷地有声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新闻事业的“普世价值”，是所有正当和正派的新闻工作者所能够认同和接受的。的确，“尊重事实、据实报道”是具有专业精神的新闻从业员所必须秉持的原则、坚守的底线。一个记者在某些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面对选择“不报道”的无奈，但却不能为了妥协而昧着良心做出歪曲事实的报道。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绝大多数对跨国社媒平台开放的国家，就只能自求多福了。新加坡就是一个对国际媒体全面开放的国家，而且我国的社媒渗透率非常高，因此也同样面对社媒散播的大量假消息以及被社媒平台操纵的威胁，无论是面簿或它旗下的WhatsApp平台，都充斥着无数假消息和谎言。因此，国会在2019年通过了《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POFMA）加以应对，管制互联网平台在本地的行为。但POFMA实行后主要是用来对付较严重的政治谣言或假消息，这两年来，关于冠病疫情和疫苗的各种假消息、谣言、谎言和阴谋论，一直不断在本地社媒上广泛流传，戕害人心，根本杜绝不了。
只要唯利是图的社媒平台不自行约束，国际社会又无可奈何，这种情势就会持续下去，瑞萨和豪根所痛批的那种由社媒网络散播的信息病毒，就会继续感染人类。
作为掌握大量证据的“内应”，豪根对面簿的伤害尤其大。她在离职前已经收集了数千页的面簿内部文件，并于10月初在公开自己的“吹哨人”身份之前，将文件泄露给《华尔街日报》，而该报也据此做了一系列的报道。这些报道，加上豪根的现身说法，引起舆论哗然，让近年来已经深陷剑桥分析滥用用户数据丑闻的面簿，形象严重受损。
因此，瑞萨不只是在国内反抗杜特尔特总统，在国际上还是一名旗帜鲜明的反面簿急先锋。但她大概没有料到面簿公司会出现一名与她志同道合、异曲同工的高调“吹哨人”。
因此，“为事实而战”（她自己的话），正是多年来推动瑞萨在国内进行“勇敢抗争”的精神力量。然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年来，她也秉持同一信念，一直在对抗一个强大的跨国巨人——面簿。
尽管如此，无论豪根如何疾呼、议员如何振振有词，美国国会要立法管制面簿还是困难重重。《纽约时报》最近就报道，目前正有数十项关于数据隐私和修改言论法律的法案在国会陷入停滞；一系列旨在加强反垄断法的法案，虽然今年在众议院获得批准，但它在参议院的前景则比较黯淡。其实不只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也一直想对付势力强大的互联网平台，却有心无力，束手无策。
就在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前几天，面簿公司前产品经理豪根突然向媒体做出惊人爆料，揭发老东家的业务秘密，指责面簿的平台机制助长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的病毒式传播，激怒受众、加深社会的两极化和分裂。她声称：“只要是有助于保持流量和获得更多广告，即使管理高层知道后果也不会干涉”。
今年7月本栏拙作《“出冠”之后，大流行阴魂不散？》一文提到，由多国民间社会组织联合成立的一个高层“应对信息流行病工作组”，针对“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乱象”，在2020年11月发表了一份洋洋洒洒的报告，向各国政府和数码平台提出多达250项建议，并正式提交给同个月举行的“巴黎和平论坛”，备受重视。
信哉斯言！其实，瑞萨在获得和平奖后的访谈中，也曾发表一番明显是针对面簿的谈话，但却不为人们注意。她说：“当我们生活在一个‘事实’是可争辩的世界，当世上最大的新闻发行商优先散播掺杂着愤怒和仇恨的谎言，并将它们散播得比事实更快更广时，新闻业就变成了行动主义操作（activism）”。
领导这个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不是别人，正是瑞萨。她在报告的序言中，对面簿做出了毫无保留的指责：“社交媒体曾经是赋能者，现在却变成破坏者，将‘我们反对他们’的分化思维植入平台设计中，因此，制造分裂的领袖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最好，并非偶然。面簿现在已经是世上最大的新闻发行商，但发行过程有个玄机：掺杂着愤怒和仇恨的谎言，比无趣的新闻事实传播得更快更远，从而产生了从众效应，使谎言成为人工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