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自民党内部成立外交人权问题项目组，据报道还讨论了对中国制裁的方式和立法的可能性。日本强调人权外交确实有可能在今后的中日关系上产生新的对立，必须特别关注。但笔者认为，日本的人权外交很难完全跟着美欧走，因为有很多制约的因素。
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对于人权的理解，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点。人权是全世界追求的共同价值，但是具体内容，优先方向以及实现方式则各不相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权是实现人权的基础，没有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改善以及各种制度建设，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人权；日本战后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人权外交“欧美化”将会极大压缩日本外交的自主独立空间和灵活性。拜登入主白宫后强化同盟的一个重要杠杆，就是用民主对威权话语体系，以人权外交作为强化同盟关系的手段。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盟友，强调日美共享普世价值观，几乎出现在每一次的日美首脑会谈的声明中。
11月10日，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当天他任命原国防部长中谷元为人权事务的首相辅佐官。媒体报道这是为在人权问题上牵制中国，不少评论也认为这将会让中日关系出现新的摩擦点。
当前西方一部分人将人权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看成是与中国竞争的核心，这有可能让国际社会面临分裂。中日两国可以通过落实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人权保障的普遍性原则和本国实际相结合，强调人权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新国际共识和规范。
据报道，今年4月日本前首相菅义伟访美时，一方面配合拜登重视人权外交表态，但同时也提及了美国国内对于亚洲裔群体的暴力和歧视问题。日本也没有跟随美欧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在国内，日本在历史上的战争行为也涉及人权问题，以及与冲绳美军基地相关联的人权问题等，都很容易招致批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应该从一开始就认为日本强调人权外交，就必然引发对立局面；在管控分歧中求同存异，有可能为国际社会找到新时代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概念，进而创造出新共识，成为中日合作新领域。
然而，战后日本外交能够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发挥自主独立性的领域并不多，而试图在美国和那些美国认为有民主人权问题的国家之间做桥梁，是很重要的外交内容。
第三，日本人权外交“欧美化”没有国内政治选举的压力。日本政治家不会因为人权外交上采取强硬的手段而获得更多的选票，也不会因为不采取强硬态度而落选。
例如在缅甸问题上，长期以来日本不同于欧美，没有进行严厉经济制裁，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法律制度等方式保持持续接触。
尽管民众对于民主自由价值观认同度很高，但是作为外交手段的使用，似乎没有成为强大的共识。相反，如果因为采取了过度强硬的人权外交，导致国家关系的紧张，反而会在国内政治上失分。正如今年菅义伟访美期间，日本的一家主流媒体的评论中指出那样，人权很重要，但这是为了与中国共存，而不是为了排斥中国。
对日本来说，在人权问题上一味跟随美国，意味着主动放弃外交优势和资产。同样，日本新政府也必定会在人权外交上，仔细权衡对美一边倒的收益和对华关系受挫的成本。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第二，日本人权外交的“欧美化”将会让日本陷入双重标准的困境中。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的人权问题突出，如果日本对美国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但单方面批评其他国家，必然遭到双重标准或者盲目从美的批评。
例如在缅甸、伊朗问题上，日本始终没有完全跟随美国进行全面的封锁和制裁，而是保持沟通渠道。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时候，日本也是发达国家中最先主张与中国接触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