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它的成本太高：它使中国已经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定型持久，因为它勾勒出的政体性质和运行远景，并不被主流国家认同和接受。它也反映了国内的共识不足，在此基础上很难将中国和中华文明推向能够达到的高度。真正达成全党全民共识，恐怕还要一个复杂的过程，凸显了第四份决议的必要性。
打开历史包袱
新党建
中共六中全会刚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成功地保留了中共百年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几乎全部正遗产，展现了中共的丰功伟绩，点明了它的历史使命。在40余年的争吵、摸索和摇摆后，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打下了基础，为到本世纪中叶的民族复兴大业规定了路线，画出了蓝图，制定了行动纲领，并确定了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人大、政协、党内民主等都须要重新设计以摆脱历史包袱，基层民主自治须大发展。私企和私有财产应成为社会结构正常的一部分，而不是只盯着其利用价值；对其保护应正规化、正常化、契约化；要把人的尊严放在社会价值观的突出位置。
此次决议是整整40年后了，但它并没有更加深入地探讨上一份决议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似乎是权宜地、勉强地、原封不动地接受了上个决议，悬而未决的争议仍然悬而未决。邓小平期望的更深入的总结并没有发生。比如第二份决议对文革有严厉的定性但没有深入分析，得出的教训也比较肤浅，对共和国历史上的其它灾难也是如此。
在1981年通过第二份决议时，邓小平讲明它是初步的、暂时性的，因为仍有很多不同意见和遗留的问题，须要放几十年再往回看才看得清楚，才能做最后结论。
它们之所以酿成大祸，主要原因是沿用了革命时代疾风骤雨的办法，用“破”的方法来“立”，而且对群体行动中人性的弱点及其破坏性估计不足，没有掌握和平时期群众运动的规律，没有认识到运动式治国和“斗争哲学”的危害，更有“伟大领袖模式“的弊端。不搞清这些，就无法与失败的模式切割，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六四代表着另一个极端和一种政治力量，也不能扫到床底下去或视而不见。
这些都是须要实证研究的课题，不能凭想当然。第四份决议应该确定新的党建模式，再兴党内民主；让党性和党组织更加人性化和理性化；恢复任期制，实现接班人选拔的制度化；放宽控制，放开能自我健康成长的经济社会领域。
第四份历史决议要达到哪些目的呢？一言以蔽之：常识化和人性化。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调整制度结构
与世界合拍
政治现代化
多强调些与他国的共性，少在事事上标榜“中国特色”，少打些嘴仗；多倾听善意批评，对恶意中伤也不要一触即跳；少些民族主义，多些人类主义。
这恐怕是因为当下的中国政治大有睡回笼觉的意味，正在全力维护和继承毛泽东时代。在这样的条件下，连客观的研究和讨论都不允许，任何进一步的分析和评判都有可能危及这个政治目的，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于是就只能用历史虚无主义来对抗历史虚无主义了。这表明中共目前还没有能力对各种批评作出有力的回应，只好依靠压制不同声音；而缺乏这种能力的原因，正是缺少比较开放的探讨和辩论。
只有厘清了这些问题，中共才能再上一个台阶，获得成熟、坚定而又不失朝气蓬勃的新生命。第四份历史决议如果能够达到以上一个或多个目的，就会成为比第三份决议更重要的里程碑。但愿在此之前中共不会出大问题，并且有一定的觉悟和调整。
眼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口号，同拜登的“民主行”（democracy can deliver）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文革大批判中的“硬说”“给你戴帽没商量”的逻辑，是霸王硬上弓。马克思主义在把握历史大势上有指导意义，但在如何搞市场化、运作市场经济，如何创业创新，如何与世界接轨，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等，毫无指导意义，而正是这些成就了改革开放的伟业。
将负面历史事件扫到地毯下面去，是不成熟的表现。大跃进、文革、六四等事件都有其历史含义，可以总结出有现实意义的经验教训。不认真对待它们，左派就无法安宁，右派不能安心，民主国家不放心，成为内外矛盾冲突之源。其实大跃进和文革的理念并没有大错，都是出于好心。这也是至今毛泽东思想仍然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全民共识
没有更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就搞不清哪些应该摒弃，哪些须要继承，哪些须要改造和发展。囫囵吞枣为今后可能犯同样或类似的错误埋下了种子，也使体制改革原地打转，找不到针对性，因而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80年代对毛时代的全盘否定和现在对毛的无条件地推崇，在方法论上一脉相承。第四份决议应该重申禁止个人崇拜，结束“伟大领袖”时代，使政治走向世俗化、常规化和现代化，从而真正走出帝制、皇权和大革命时代。
第四份决议需要崭新一代或几代人民和领导团队来共同完成。新一代思路更新、眼界更广，更接新技术革命的地气，也更加宽容、开明和自信，更有条件和现代化手段来把控局势，因而更可能推出新范式，为更上一层楼的制度和政策奠定基础。
第三份决议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意味仍然很浓。“伟大领袖模式”（本人在2020年7月24日《联合早报》上的文章对此有所分析）明显属于过去式，因为在复杂的现代化社会里，这种全能的“伟大领袖”只是幻想，未来人们会越来越不买账。
其原因恐怕有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因为毛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中共；也有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朴素感情；有毛泽东的一些理念仍然对症当下国情世情；有毛是中共唯一拿得出、有世界影响的正遗产；也有可能目前当政这一代是毛时代的产物，仍然处在毛的一些理念和精神的影响下，因而缺乏足够的分辨眼光。这些都决定了此次决议的过渡性和下一个决议的必要性。
目前的党建模式是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遗产，并不适合市场经济的现实。9300万党员真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吗？市场经济需要模范带头作用吗？如果需要的话，非党人士是否同样能起作用？党组织全覆盖能增强经济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吗，抑或正相反？铺天盖地真的能增强执政党的控制力，抑或只是满足了当政者的控制欲、减轻了他们对失控的焦虑？大量分布在群众中的党员、党组织，对党的威信是增强还是拖累？当人们将身边党员中的坏人坏事都归结到党身上，执政党是否就成了一个“无限责任公司”？
因此，对这个外来的意识形态，要使之架构化、常识化和现代化，并逐渐用中华文化来改造、从姓马过渡到姓孔，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全社会共识。有了共识就会有自信来放松对社会的控制，使社会成为道德成长和创造活力的沃土。
硬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就造成了许多扭曲的现象。现在中共的一些常用提法，让人听起来都觉得累，更不用说理解了。繁琐哲学回潮，完全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这是向人类的共性会合，建立一个真正大同而又多彩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和方式须要细化，在价值观和常识感上应与世界合拍，以便更容易被广泛认同和接受。目前中国正在滑向与主流国家长期对立的道路。中国当然不会害怕，有信心和能力自立和求发展；但这条路代价太大，方方面面都会遇到阻力和困难，而这并非不可避免。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这应是第四份历史决议的一项主要议题。第三份决议中描绘的制度严厉有余而亲和力不足，很难在世界上被广泛认同和接受，中国国内年轻的一代也会感到压抑，缺乏空间和轻松愉快的生态环境。但这绝不意味着要西化，因为遭遇困难重重的西方，迟早会放弃它们的优越感，不得不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学习借鉴。
而且，这种模式滋生低级红和高级黑。许多低级庸俗的、狂热而无理性的、曾经导致了文革和大跃进灾难的行为模式和政治机制又借尸还魂了，似乎40余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没有任何成熟和提高。
即重新构思社会，作出带有根本性的调整和再造。第三份决议中描述的治理结构，组织过于严密，运行成本太高，性价比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尤其是基层治理太强调管制，不重视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成长，有明显的旧社会保甲制度的痕迹。
作为一个近期蓝图和行动纲领，它也许够用了，能够达到起草者想要达到的目的。但同第二份历史决议一样，它的过渡性特征明显。首先，它全面总结了成就，但基本上回避了党史中的挫折、缺点和灾难。这就为今后的争议再起埋下了伏笔。这恐怕反映了起草过程中有被压制的不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