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在美国的议程中，显然不仅是中美与台湾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内嵌于中美在全球秩序中影响力竞争的大议题之下。美国现在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并且积极动员其盟友，构成了诸如四方安全对话机制、AUKUS联盟等安全军事体系。此外，美国与日本、欧洲、韩国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晤时，均采用联合声明的方式，表达了对台湾问题关切的立场。

香港显然已经达不到当年，将其作为“一国两制”实践以达到说服台湾和平统一的目标，甚至可以说，基于台湾社会对香港问题的认知，香港于北京而言恐怕也是一个负资产了。在涉及两岸问题上，任何可能导致台湾社会联想起香港案例的词汇，或许已经不宜使用。

国民党究竟怎么了？这是一个同样被讨论了很多次的问题。除了民进党比国民党在选举上更有能力外，国民党习惯性地将各类议题操作为蓝绿对决，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台湾民众对于蓝绿对决的方式，其实已经很厌烦。自2000年以来，20余年过去了，台湾政党政治始终走不出这个怪圈。台湾民众对此已是身心俱疲，但国民党却没有更好的论述，能够应用到各类选举之中。

所以，整体上来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军事层面是选择了战略清晰。而政治层面，目前则仍然保持战略模糊，否则必然触及北京的底线，也将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很大的危机。

美国已经派出军事人员帮助台湾训练军事，以强化其防御、对抗大陆的能力。这里，有无美国军事人员在台是关键，至于人数多少，并非关键问题，有和无才是根本性的区别。

这三层因素，也意味着北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化解、制定相关政策，为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创造条件。

在面对台湾内部的变化和有关香港问题上，北京除了采取开放的策略，加强和促进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之外，恐怕短期内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事实上，也只有把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认知建立在真实的图景之上，才能形成有效的反制效果，避免民进党对大陆相关议题的操弄。

不过，同样须要强调的是，美国的很多行为实际上是在掏空“一中政策”。所以，即使在政治层面上拜登政府选择了战略模糊，实际行为却在悄悄地发生转变。

中国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1月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一个新媒体平台专访时表示，2022年两岸关系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在今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将提出“未来五年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做出新的决策部署，也有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主张”。

不管如何，就台湾内部而言，北京可以说已经失去了政党层面的渠道和连接支点。即使国民党继续存在，于北京而言，其正面作用、积极意义恐怕也是有限的。这是北京在制定政策时，须要考虑的第二层因素。

对台湾问题应该保持战略模糊，还是转向战略清晰，是一个有着相当争议的话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明确表示，战略清晰存在巨大的缺陷，因此，拜登政府无意采用。不过，就实际行为而言，美国在军事层面上是采用了战略清晰，在政治层面上是保持战略模糊。

台湾于美国而言，依然是工具性的。台湾当前在国际层面的叙事，主要集中于公共卫生（疫情）、半导体供应链和民主政治三个方面，从而达到凸现台湾价值，促成国际社会共同防卫台湾的目标。除了半导体供应链外，其他两项实际上均是美国为了与大陆形成对比而强调的，以达到“矮化”大陆的目的。

就第一层因素而言，美国在军事行动上采取战略清晰，对北京的威胁性不大。自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北京的军事发展就是以美国会介入台湾为目标设置的。关键在于政治层面上如何应对。

其次是台湾内部的变化。过去北京可以通过国民党在台湾内部的影响力，对其施加影响。不管如何，国民党始终是一个有力的渠道和支点。但从最近的情况看，国民党在一个月内三连败，从四大公投，到在台北针对林昶佐的罢免案、台中立委补选等三项任务，无一例外。由此可见，国民党在台湾内部的动员、组织能力，即使是在传统上蓝营主导的选区，也同样不敌民进党。

同样须要考虑的，还有香港问题在台湾的影响。不管北京如何宣传、介绍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实施效果，在台湾社会的认知中，恐怕大概率是负面的。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很复杂，但无论如何，香港议题的操作，让民进党得以在2016年、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打败国民党。这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过去的九二共识，是一个典型的范例。但在这些年的风雨之中，却也不免逐渐被扭曲。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恐怕也就须要基于其成功之处，创造出一个更好的范式，用以连结两岸，并维持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这亦是个不小的挑战。其中关键之一，在于两岸当前缺乏有效对话，也就难以取得共识。

北京对台的指导思考、决策部署将是怎样的内容，与过去会有何不同？我们只能翘首以待。但有三个方面的变化，还是值得注意的。

大陆要在国际叙事上与美国、台湾等形成对抗的力量，就不能在其设置的议题范围内与其较量，而是须要以新的叙事角度分解其影响。在台湾内部，国民党一直无法在选举中战胜民进党，一个原因就是无法摆脱民进党所设置的议题。于北京而言，同样须要在国际传播的叙事上，跳脱美国的议题设置。因此，选择无关意识形态、不分民主政治或其他制度的中性词汇，是一个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显然已经达不到当年，将其作为“一国两制”实践以说服台湾和平统一的目标；甚至可以说，基于台湾社会对香港问题的认知，香港于北京而言恐怕也是一个负资产了。在涉及两岸问题上，任何可能导致台湾社会联想起香港案例的词汇，或许已经不宜使用。

首先是在国际层面上。显然，美国现在是试图将台湾议题国际化，并且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对台湾是在军事层面上战略清晰，而在政治层面战略模糊。

最后，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让台湾社会能够理解、接受或至少是不至于产生负面影响、认知的词汇。这是考验北京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