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领导谈判的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说，双方达成了一组“平衡、互利和持久”的协议。这里的“持久”，即预示了这些难题在可预见的一段日子里，不会再对新加坡与这个东南亚人口大国的关系造成羁绊。

此时回头看看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随总理出访的大多是资深阁员，几名第四代领导班子核心成员无一随行，留下了一些揣测空间。这也许是此次峰会的课题和所涉及领域使然，或印尼政府再过两年就要换届，也有可能是在第四代领导班子还没选出领军人之前，不宜发出任何可能被外界多加解读的信号，因此较新一代阁员中只见人力部长陈诗龙医生一人列席。但无论如何，几名较年轻部长缺席，难免让人觉得似是错失了一次与印方重要政界人物建立个人联系的良机。

之所以能拿出这样的决心，背后的时间因素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佐科在2024年任满两届后就不能寻求连任，印度尼西亚到时也会出现新的领导人。佐科2014年上任至今，务实的施政作风不只为印尼经济发展，也为印度尼西亚与区域伙伴的合作创造利好条件。在佐科没有寻求连任的后顾之忧，能全神贯注落实施政方针的前提下，新加坡在与印尼政府多年建立友好互信的基础上，解决长时间悬而未决的双边课题，就出现了可遇不可求的时间契机。

对我国领导班子来说，在现任领导班子交接前完成一些棘手双边课题的磋商可免得夜长梦多，也让新的领导班子在接棒后，无须继续在这些议题上过于费心费力。不只在对外事务上，就国内事务，李显龙总理和第三代领导班子去年也一一解决了多个须审慎处理的课题，包括订立《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允许在公共医疗领域服务的回教徒女护士戴头巾上班，以及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直面前些时候引起关注的身份政治和种族宗教和谐课题。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记者）

本周刚举行的新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以及会上达成的三项协议，估计没有吸引太多人注意。一方面因为行程较短，一天内“速战速决”；另一方面，飞航情报区范围协定、引渡条约和防务合作协定，与民生课题也没有直接关联。

但协议的性质却反映了更深层的合作意愿，因为有别于一般较“前瞻性”的合作范畴，这些课题都是横跨数十年的棘手问题。双方在2019年底制定框架后，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找到彼此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足见两国的向心力和魄力。

若再把视线拉向冠病疫情，再过不到两周就迎来70岁生日，并原本希望在那之前交棒的李总理也表示会留任，把完好的新加坡交给下个领导班子。

李总理去年11月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已明确指出，总理接班人选不能成为“无限期推迟的重要事项”。第四代领导班子的跑道本已越来越短，能否在看到跑道尽头前找到足够推力，顺利起飞，是团队必须一同克服的考验。

由有经验的领导人带领国家度过危机是稳妥的做法，而且第四代领导班子相信也在抗疫过程中肩负了相当重要的责任。但另一种观点认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难题，就算今天由较资深的一代处理妥当了，难保以后不会再次出现。既然如此，不如趁早让较年轻一代的领导班子多历练和积攒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