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对精英的敌视，在某种程度上也难免仇富的心态。这一复杂的现象有多少正当性暂且不论，事实是“社会正义”的确能打动人心。在这个意义上观察本年度的“富人税”，便不难看出它带有为可能萌动的民粹主义散热的目的，适度满足一般人对于公平的渴望。
当然，从更大的视角看，新加坡的财政支出大趋势是往上走，而且随着人口老化，上升速度可能还要加快。无论怎么看，新加坡在当下的乱世荒漠里，真的是富人安心生活的绿洲。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继续维持新加坡稳定宜居的现状，收入更多的人贡献更多，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富人税”的正当性，就来自于缓解贫富差距，建立更公平和团结的社会。
富人税无疑有高度的正当性，但也要防止发出错误信号，导致仇富心理的滋长。经济蛋糕要分配得当，惠及社会弱势群体，前提还在于勿错误对待有能力把蛋糕做大的高收入群体。
促使这一改变的原因，根据黄循财的解释，在于公平和累进的税制有助团结社会，以应对更加不确定和动荡的后冠病世界。其实，世界局势在冠病疫情暴发前，早已经冒出“不确定和动荡”的苗头，呈现的具体形式，就是欧美社会普遍兴起的民粹主义。它表现为被治理者和治理者的互不信任，民众认为本国的统治精英已经背弃了选民的委托，同全球精英沆瀣一气；精英则蔑视民众顽固不化，跟不上进步理念。因此，民粹主义在理念上反对全球化。
这波民粹主义热病，感染了不少西方国家，法国持续的“黄背心”抗争，乃至如今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对强制疫苗的示威，都不断在加深社会裂痕，使得过去正常运行的民主所出现的意见分歧，如今却无法由议会协商妥协来解决，任何公共课题轻易且快速地上升为敌我矛盾，社会陷入了泛政治化的躁郁之中。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引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之后的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入主白宫，都反映这一趋势的不断壮大。被视为传统精英圈外人的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开始同中国经济在各领域脱钩，正为了呼应这股新民意。相当部分的美国选民至今相信，以拜登和民主党为代表的传统精英，在2020年总统选举使诈窃国，因而质疑拜登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并在疫情暴发后，表现为对疫苗和各种防疫措施的争议甚至反抗。
但这远远不足够。对人性有深刻洞见的美国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就指出，任何始于均富的美好愿望和政策，最终莫不都终结于均贫。他最有代表性的名言是：“嫉妒曾属于七宗罪之一，直到它在‘社会正义’的新称呼后华丽转身为最被推崇的美德。”
清凉散固然可以散热解毒，但过量却容易导致气虚邪生。
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国会公布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后，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访问时重申，为缩小收入或贫富差距，财力较强的人应缴更多税。他也透露，我国正继续研究各类财富税，包括资本利得税、股息税，以及直接对个人征收净财富税（net wealth tax）。
加税永远是政治上最不受欢迎的举措，何况是影响广泛的消费税；加上当下全球都出现通货膨胀，民众倍感生活压力，加税的政治挑战更大。可是跟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政府精准的配套援助措施，还是能够把消费税的结果，朝累进税的方向转移，在全体居民都承担税赋之际，通过措施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让弱势群体获益。按政府的算法，本年度的措施让多数新加坡家庭不必支付至少五年的额外消费税；低收入家庭则可抵消约10年的额外消费税开支。
新加坡至今幸运地躲过了这股政治病，但还是不能不高度警惕被传染的可能。近日惹上官司的本地反疫苗组织“愈合分裂”，就带有一丝民粹主义警讯。虽然仍处于主流民意的边缘，其出现却意味着一旦条件成熟，边缘也可能反客为主。所以，在主流核心的执政党，自然要极力确保这种情形不会发生。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
与此同时，也须避免过犹不及的弊端。清凉散固然可以散热解毒，但过量却容易导致气虚邪生。
2022财政年总预算开支高达1024亿1000万元，比上一财年增加40亿元或4.1％。6亿元的额外税收显得杯水车薪，但是其中的意义不在于税收规模，而在于所反映的思考改变。尽管财富流动的事实并无不同，立足于新论述的新做法，却揭露了此一时，彼一时的大环境改变。
黄循财坦承，征收这类财富税的挑战在于，财富和资金具有高度流动性。他说：“如果我们实施净财富税，但其他司法管辖区没有相似税务，财富很容易从新加坡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代表了当局一贯的立场，当时相信是为了鼓励富人把财富留在本地，新加坡在2008年取消了遗产税。
正因为财富高度的流动性，本年度预算案针对富人和高收入阶层征收额外税赋，只具体到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和汽车税。相对于复杂的财富税，从这三个税种率先入手，争议较少且收效直接，可为政府带来6亿元的额外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