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里要关注的是，特区政府除了捍卫立场之外，是否在疫情稳定的窗口期对病毒传播进行研判，为疫情可能突变做沙盘推演？还有，如果“动态清零”不由得香港选择，这个政策对香港的经济模式会带来怎样的冲击，香港是否深入分析与演练过要如何应对？有关经济问题并非没有预警，这些日子里，一些新闻报道中，知名的跨国企业撤离香港时有所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对香港疫情的高度关注时，指示“把尽快控制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项指示有个重要的前提：“香港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港府要负“主体责任”，就是挑起重担，全盘部署、指挥安排的应该是港府，中央扮演的是全力辅助的角色，保障后援。
转眼就过了将近25年。这些年香港社会发生不少变化，但是想想，当年“一国两制”刚实行，大家也不知道“一国两制”具体如何，在那样的年代里，港府对“国家”的概念，通过关键时刻中央政府具体的帮助，变得清晰。
是否从特区视角提出预备方案？
前几天看到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接收中国中央政府援建的青衣社区隔离设施后与传媒的谈话，在简短的谈话与回答记者提问时，前后至少三次感谢中央政府、中联办等；后来又看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到罗湖迎接“援港专列”，感谢中央政府有求必应，而且短时间内全面与全力“援港”，令我颇有感触。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天在支援香港的协调会议上提出，“特区政府的负责官员要勇于担当、勇挑重担、发挥好组织领导作用，以投身抗疫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就职誓言”。这段期间，中央政府可以做的，是减少对香港的公开指导，给予特区政府空间，让他们真正作为“主体”，鼓励他们在周全的思考后，有谋略地全面部署，用好中央提供的资源，缓解疫情。
这对理顺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与市民、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有所助益。当然，这个关键，还是要回到香港特区政府是否有这样的高度和能耐。
冠病疫情在全球拖了两年多，但香港因为奉行动态清零政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部疫情状况良好。虽然国际舆论对香港严格防疫，造成出入香港诸多不便极为不满，香港则为了能够继续跟“内地”通关，没有要求特区之“特”，选择与国家亦步亦趋，“一国”共抵“一疫”。
眼下香港的疫情形势严峻，思考这些似乎都已不合时宜。不过，我相信香港能够渡过难关，因为“背靠祖国”确实是香港重要的保障。但是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只是被动地等待中央救援，危机最后可以解除，对于改善前面说的三方面的关系，却不一定有什么益处。
“回归”在香港官员的脑海里，或许是香港地图并入中国大地图的一个过程。香港与中央政府虽然行事做法有差异，一些香港市民对“内地”也不一定领情，但很务实地讲，当香港在经济、社会上面对资源压力时，这种有所倚靠的国家概念会越来越获得强化。
然而，聆听中央领导重要讲话时要知道哪里鼓掌，这只是形式上的融入，更重要的是懂得与内地地方官员交流，了解什么是香港特区与国家的“大局”。在香港市民的眼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很多时候说什么做什么，首先须要考虑的是中央怎么看，揣摩中央的意思。
未雨绸缪是一种处在居安思危的状态下才会去做的事，而且经常还得做沙盘推演，人倘若没有感觉危险，思维方式会有所不同。香港在殖民地时代可以仰仗英国，回归后有“祖国”可以依靠，本来也没有什么“危”要思；加上一直都是“不由自主”，因此香港特区官员也就没有须要做长期规划的传统。最近香港疫情急转直下，正好凸显了特区官员的这一面。
因为“国家好，香港会更好”，“背靠祖国”愈发成为香港官员一个固定的姿势，背后厚实的一座大山让人感觉安稳，不必思虑太多。不过，香港官员的工作也着实不容易。香港自回归后，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关系缠绕：第一，是中央政府与香港市民的关系；第二，是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市民的关系；第三，是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想起1998年索罗斯狙击香港，香港获得中央政府力挺，时任财政司长曾荫权才得以击退大鳄。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听到曾荫权谈起此事十分得意。虽然他的表述方式与现在的香港高官不同，没有一再感谢中央，不过也是特别强调“背靠祖国”是成功击退大鳄的关键。
我一直认为，与冠病疫情作战，全球共享关于病毒、疫苗等信息，怎么应对也可以相互参考。但是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城市，也要从自己的客观条件和特殊的情况去考虑。对香港特区政府来说，他们理应最了解香港实际的情况，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能够把最糟的时刻，转化成契机，与中央有共识，由特区政府挑起“主体”的担子？
没有中央信任的基础，香港特区高官哪里来的魄力与勇气，去从香港特区的视角，提出可能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甚至提出建议？而与香港市民没有信任的基础，香港特区政府又怎么顺利推行政策？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三种关系互相关联，照理特区政府与中央关系密切，能够争取到资源，推动香港发展，如此一来，应该能改进特区政府与市民的关系。但很多时候，事与愿违，香港特区的主要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获得中央信任的香港特区官员未必能取信于香港市民。而特区政府要得到中央信任，也是知易行难。他们须要学习与适应“内地”与香港不同的一套官场文化。
延伸阅读
根据欧盟驻港办事处所公布的数据，过去一年里已经有10%欧洲人因为香港特区严格防疫而离开。特区政府对这些数据和趋势肯定更早掌握了动向，知道不是媒体刻意抹黑。这些对香港都有实质影响，特区政府是否都在从长计议，包括与中央政府进行沟通，从香港特区的视角提出一些预备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