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铁幕下，欧洲国家之间的和解与合作是建立在对付共同威胁，先建立一个安全共同体，如同预约一个包房吃桌餐，先要确定谁可以参加宴会，至于吃哪些菜，可以由食客来商讨。因此，欧盟是典型的桌餐模式，即便人们关注的是煤钢联营、原子能共同体等功能性议题，但不要忘记二战结束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马歇尔计划、北约等框定桌餐食客的名单。有了这个基础，才有欧洲一体化的功能合作，也就是所谓的“菜单”。
亚细安“核心地位”已经从地区秩序的“现实”变成自觉的外交和战略，通过不断增加合作“菜单”，进一步强化“核心”角色，成为东亚合作自助餐的提供方。东亚合作的“自助餐”模式保持了东亚地区的开放性，一是成员的开放性，除了东亚区域内国家之外，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等也加入其中。作为东亚的霸权国，美国的主导地位也须要与自助餐模式对接，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美国与亚细安领导人会议，提升两方的伙伴关系层级。此外，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体现了更鲜明的自助餐模式，未来参与的成员是开放的，合作议题是宽泛的，并非所有成员方须要或者能够参与所有的合作议题。
自助餐式的区域合作看来比较繁乱，没有清晰的边界，甚至没有统一逻辑，但却有利于保持东亚的和平与发展。当然，必须看到的是，阵营化的逻辑也没有消失，桌餐式的封闭性、紧密的同盟诉求和行动也是不绝如缕，朝鲜连续的导弹发射、美英澳三边军事同盟等现象便是例证。
东亚地区的合作模式与欧洲迥异，二战后的东亚处于分裂状态，朝鲜战争后，东亚冷战开始。东亚的海洋世界基本处于美国阵营，大陆则是苏联阵营。随着中苏关系分裂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震荡，东亚大陆的阵营逐渐式微，中美关系正常化则标志着东亚大陆的“去阵营化”，也就是“桌餐”模式的终结。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东亚模式的“优等生”，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东亚冷战也就结束了。
（作者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存在“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各种规模不同、合作水平不一的制度和框架层出不穷，与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模式大不相同。欧债危机以及近年来欧盟遭遇的一系列危机表明，欧盟模式可能不代表区域合作的普遍模式。此外，关于欧盟模式的功能性理论解释，似乎误读了欧盟的秩序演化逻辑。欧洲走向一体化并非从功能性领域开始，而是从安全领域开始，打个比方说，功能性合作就像自助餐，逐渐增加合作的议题和选项；而安全议题为主导的合作则是小包间的桌餐。
可供东亚国家选择合作的菜单构想越来越多，尤其是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亚洲行提出和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不但增添了一道“菜”，而且提供了“自助点餐”选择。未来东亚秩序演化过程中，自助餐模式会更加突出，当然，尤其是小包间“桌餐”的模式也会继续存在。两种不同的秩序演化逻辑，背后是东亚地区的开放性、多元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亚细安在东亚秩序中的中心地位。
东亚地区的合作从功能性领域和议题开始，采取增量扩展的路径，必然结果就是合作模式的开放和多元，以至于造成所谓“制度供给过剩”。背后原因在于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是滞后的，没有一个共同的现实性威胁让各国急于建立安全共同体。东亚地区的大国和强国形成的“均势”结构，为亚细安在东亚合作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创造条件。所谓核心地位，不一定由实力最强的一方来扮演，而是由与各方都有关系，且关系比较紧密的一方来扮演。亚细安与东亚地区各参与方的关系比较密切，且与各方的矛盾较少，由此而积累了在大国竞争中“不选边”的资本和筹码，而“不选边”本身就是亚细安“核心地位”的体现。
自助餐模式为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和竞争提供了回旋空间，避免东亚地区出现阵营化的对垒，形成大国政治的“硬边界”。前几年被广泛讨论的东亚经济和安全的二元结构，则是自助餐模式的体现。东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并不妨碍它们与中国建立紧密的贸易和产业合作关系。美国重返亚洲，尤其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体现了安全与经济二元结构的合一，但特朗普政府退出这一高级别经济合作协议，取而代之的印太经济框架则淡化了对成员方的硬约束；当然，美国也没有提供关税减让、市场准入的优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