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怀六甲的雇员角度：我要怎么在应付孕期各种生理和心理变化的同时，继续保持应有的工作表现，按期完成所有被交代的工作？上司会怎么看现在的我，怎么评估我？我放产假期间会给同事添加多少额外负担？重返工作岗位后还有育儿的重任，事业和家庭能同时兼顾吗？是否能当个达标的员工、不太麻烦的同事，又做个称职的妈妈？
因为孕育一条小生命毕竟不是一件过了后一切就恢复原状的简单事件。事实上，很多东西从此回不到原状了。大家鲜少明说，但内心或多或少会产生一种纠结。这份纠结恐怕会跟着当事人度过孕期、产假，到以一个母亲身份重返工作岗位，都再也甩不掉。
对于怀孕下属的上司，心理的问号同样不会少：怎么照顾到下属的需要调整一些工作安排？如何在体恤下属的同时，确保该进行的工作没有延缓，并且也对其他员工公平？怀孕员工的表现评估要怎么拿捏？下属放产假，怎么应付一段时间的人手短缺？下属归队后，如何顾及她的育儿需求，帮助她兼顾工作和家庭，能长期在职场耕耘和发挥？
把这个情景放大到超过一个孕妇的机构里，当中的人员互动、情感交集，乃至整个职场氛围，就要更复杂许多。最近，一名已离职的前女警，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在职期间四度怀孕，得顶着孕肚履行职务的挑战。她还申诉尽管努力工作仍遭受不公待遇，上司直接对她说因为怀孕，她的表现评级被降一等。这起事件自然引起关注，新加坡警察部队随即反驳，强调不会因为警务人员怀孕而给予较低评级，同时也说明会照顾怀孕女警的身心安全而调整工作安排。该名前女警之后接受访问时，澄清贴文并不是针对警察部队，更多是想让公众知道在职母亲的不易。
听到有人怀孕，随之而来的肯定是“恭喜”两个字。不过说实话，在职场上，无论是对怀孕的下属，或是怀孕下属的上司，甚至是怀孕者身边的同事，这背后的情绪除了为当事人感到开心，恐怕还有些五味杂陈。
这样的互信是健康职场人事关系的根本，不只适用于孕妇。随着我国社会少子化又老龄化，在职妇女即便没有育儿需要，也少不了护老责任，而任何有照顾年迈父母经验的人都会同意，照看老人所须要付出的心力，绝不亚于看顾幼儿。
相信没有人会质疑一位母亲，特别是顶着大肚子的孕妇兼顾工作的艰辛，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有孕妇疑似遭雇主亏待的状况，马上就触动普罗大众的神经，急于伸张正义。然而，平心而论，撇开明显带着性别歧视观念而违规的无良雇主或上司，职场关系牵涉的人众多，除了个人得失还有集体利益，视机构的属性，还包括商业或公共利益，很多情况并不是非黑即白，也不一定能清楚评断孰是孰非。
身体突然多承受10几公斤重量，又面对各种荷尔蒙变化，怀孕本身就不可能不辛苦。如果一名在职孕妇已经获得了上司通融，工作量和方式都获得调整，而她的同事却因此得承担多一些工作，甚至接手新项目，在两人表现不相上下的情况下，难道那名同事的评级不应该高于孕妇吗？过于简单的视角，会把这个评估结果当成是对孕妇的歧视；换个角度，对孕妇的格外眷顾，岂不是对另一名额外付出的员工不公平吗？
还有站在同一战线的同事，也肯定不会没有顾虑：我怎么在照顾自己的工作与家庭平衡之际，还帮助怀孕的同事？同事放产假时，她原本的工作剩下的人怎么分担？同事回来后不再是无牵无挂的自由族，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随时加班、可以随意和我对调休假日或假期，甚至还有可能要迁就她的需要，那我又如何自处和适应？
（作者是《联合早报》助理总编辑）
说实话，要化解这职场难题，关键不是当下如何弥合分歧，而是在还没有人变孕妇前，在工作关系中建立足够的互信。对雇员来说，是通过平日的工作态度和表现，让上司信任自己无论什么情况都会尽责对待工作，用心做事，并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上司而言，是通过日常对员工的合理要求、关心体谅，以及公平处事，让下属有信心，上司无论面对什么处境，做事做人都有情有理有义。在同事看来，则更要在平时建立友好互敬互助的关系，让对方知道大家无论何时都在同一阵线互相扶持，甚至能在不同时候为彼此吃一点亏。
职场关系牵涉的人众多，除了个人得失还有集体利益，视机构的属性，还包括商业或公共利益，很多情况并不是非黑即白，也不一定能清楚评断孰是孰非。
社会一直希望扩大劳动队伍，把25岁至64岁女性的75%就业率进一步提高，而当中必须解决的职场尴尬，又何止是怀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