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廉价劳动力优势消失，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才能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也正是从这时起，发达国家开始将赶超者视为对手，技术引进的难度陡然提升。中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巨大的体量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引发美国严重的焦虑和不安。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必须在与世界头号科技强国脱钩的巨大压力下，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人均GDP于2019年达到1万美元。历史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达到这一发展水平后，便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二战后开始工业化的经济体中，仅有四小龙和以色列进一步将人均GDP从1万美元提升到3万美元以上，为此平均耗时24年，年增长率降至5%。
2022年上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跌至2.5%，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有戛然而止之势。应该怎样看待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剔除疫情、房地产爆雷等短期冲击的影响，如何在中美对抗背景下，保持科技进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
其次，在技术引进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制度引进逐渐成为中国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舆论普遍认为，以新型举国体制为特征的中国创新体系，和世界通行做法有很大差别。但事实上，该体系中随处可见先进国家的身影。中国的顶尖大学和科研院所，引进了包括预聘制、首席科学家制度在内的大量源自美国的基础研究制度。制造业领域备受瞩目的专精特新企业，借鉴的是日德的做法。旨在开发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联合体，对标的是发达国家发展半导体关键技术时，广泛采用的创新联盟。
中国的产业政策一直受到美国严厉批评。但吊诡的是，为了应对中国挑战，美国、欧洲、日本近年来都不得不加强政府对关键新兴产业的投入。以拜登政府为例，新通过的晶片法案，对半导体行业的补贴高达520亿美元，并且打破常规，直接补贴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
中国经济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中美脱钩真的不可避免吗？从现阶段中国政府的应对来看，笔者对未来审慎乐观。
首先，中国已经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成功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码经济领域建立起竞争优势。国际学界逐渐认识到，与传统产业政策不同，政府对新兴产业和前沿科技的投入，如运用得当，有利于降低风险，激励企业家精神，帮助后发国家实现蛙跳（leapfrog）型发展。北京大学伍晓鹰教授的研究成果显示，广义的数码经济行业，贡献了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约三分之二，充分说明相关政策的成效。
中国经济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中美脱钩真的不可避免吗？从现阶段中国政府的应对来看，笔者对未来审慎乐观。
未来的国际分工，也许确实要靠共同的价值观来维系，但某种程度的体制趋同，却可以保证在经济和创新层面，中美双方的价值观不至于出现重大偏离，脱钩将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基于此，在不发生黑天鹅事件的前提下，中美将长期保持一种既竞争又合作，既对抗又学习的态势。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但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即使在中美对抗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仍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吸引跨国公司，以确保全球价值链上学习渠道的畅通。中国美国商会的问卷调查显示，认为中国营商环境有所改善的美资企业的比重，从2016年的24%，上升到2020年的50%。同期有关竞争中性、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移等问题的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作者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政府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付出的努力，客观上使得中美两国的经济、科技制度相似之处日渐增多。中国的成功实践，又引发了发达国家的制度学习。这些因素汇总起来，导致诺贝尔奖得主简·丁伯根教授和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都曾指出的“体制趋同”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