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当北京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时，西方世界以及西太平洋周边国家，基本上都采取极为强势姿态提出负面反应。整体说来，这些国家本身就已经划设防空识别区，完全是依据双重标准来论断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

事实证明，中国直到目前，确实未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显然笔者所作研判之准确性，远高于人云亦云跟着瞎起哄之西方学者专家。不过整个南中国海军事活动情势在过去九年来，确实产生许多变化，未来中国是否可能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到底会让北京思考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之驱动因素为何？

特别是当解放军空防单位掌握民航活动资讯，甚至是与民航管制导航体系建立资讯交联网络，顺利过滤与掌握东海防空识别区内民航活动，自然就让空中情报搜集载具无所遁形；同时亦让情报搜集飞航活动，在无法运用民航活动掩饰飞航轨迹后，自然远离民用航空航路，反而在无形中增加该空域民用航空活动之安全性。

尽管面对诸多政府发出强烈异议，北京还是不为所动并未多做辩解；但很快状况就开始有所转变，许多国家虽在政治立场上，仍然表达不接受此等规范，却对该国所辖民航业者，接受中国所提识别要求规范，提供相关资讯，并且在飞航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时，配合识别程序，先是采取默许态度，随后更是明确表达，无意干涉民航业者与私人飞航活动，依据北京所提的识别规范，遵从在东海防空区内之识别程序与要求。

（作者是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

特别是当时有许多政治评论者与军事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很快就会紧接着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当时笔者独排众议，依据华南沿海空域西方国家情报侦搜飞航经常性活动空域，对比香港与三亚飞航情报区涵盖范围，认为解放军空防体系，已可透过前述两个飞航情报区之民用航空管制权责机构，获得足够民用航空活动资讯，并且经由适当过滤解读，掌握并辨识敌对情报侦搜飞航活动轨迹，因此应无须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

回顾当年欧美等国政府机构、智库学者专家以及媒体评论内容，许多绘声绘影无限上纲声称，北京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将会扩张其主权声索范围，或是对民用航空活动产生威胁。就目前依据东海防空识别区识别管制作业实际运作状况来说，前述政治指控都未成为事实。此种不负责任之夸张断言，西方学者专家胡扯失实遭到打脸，恐怕不知道会肿到何种程度？

基本上，中国当初会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最主要因素，在于国际民航组织当初划设与分配大陆沿海各飞航情报区时，将东海与黄海空域划由仁川飞航情报区，以及福冈飞航情报区负责管制，因此解放军空防体系无法获得东海与黄海空域足够之民用航空资讯，以便过滤与识别他国空中情报侦察与搜集载具之飞航动态，所以才不得不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掌握民用航空活动资讯。

经过九年来之具体实践过程，东海防空识别区各项识别规范，从未成为民用航空活动干扰因素，却对其他国家利用民航活动，作为掩护在中国大陆周边，派遣空中载具进行情报搜集活动，产生相对性之负面冲击，从而约制其活动范围与改变其作业模式。

今天是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九周年，2013年11月23日由新华社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等三项国内法规，作为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法理基础。

中国国防部则是根据前述声明，在当日同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要求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必须依据该识别规则，提供飞行计画识别、无线电识别、应答机识别以及标志识别等四种识别方式；并且要求服从东海防空识别区管理机构，换言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或是其授权单位指令。航空器若不配合识别或拒不服从指令，解放军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

因此只要目前解放军在南中国海之空防体系，能够顺利掌握香港与三亚飞航情报区涵盖空域外，其他南中国海空域之他国情报侦搜飞航活动，原则上就不太可能另行划设防空识别区。因此南中国海民用航空活动密集程度，与他国情报侦搜飞航活动涵盖范围，再加上解放军空防体系识别与掌握空中动态能力，将是未来北京是否有需求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主要因素。

不过不论北京划设防空识别区真正因素为何，西方各国必然还是会发动舆论攻势提出各种政治指控，不管内容如何荒诞无稽，到最后还是要靠具体实践状况，才能证明这些宣传机器与政治喉舌所言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