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几天后看新闻报道，意外发现一些西方媒体还是找到了争议点，给卡塔尔扣帽子。这次他们将焦点放在梅西捧起奖杯之前，卡塔尔国家元首往梅西身上披的一件金边黑袍上。
报道引述劳工权益组织的负责人说，尽管工人死亡记录无法根据其工作岗位或工作地点归类，但许多移工相信都是因受雇建造世界杯体育场而殉职，并也列举一些真实个案。为筹办世界杯，卡塔尔雇用了3万名外国劳工，建造多达七个新的体育场，也在举行决赛的球场周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城市、酒店、高速公路与新机场等，但《卫报》指出，这些工人在卡塔尔的炎热酷暑下劳动时，并没有获得很好的照料。
有趣的是，在世界杯举行之际，新加坡内政部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撰文批评西方媒体的“虚伪”。他指出，批评卡塔尔的西方国家政府和企业，多年来其实都觊觎卡塔尔的财富与天然资源。当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时，一些国家甚至要求卡塔尔解除现有合约，以获得卡塔尔天然气供应。
以《卫报》为例子来看，它在报道梅西披黑袍事件中，以较中立的姿态，描述了中东与西方世界反应的分歧，报道相当平衡；更重要的是，正当全世界都在紧追赛事时，它不忘持续追踪报道卡塔尔的移工处境。在世界杯结束后，也有记者亲自到宿舍采访工人。这证明只要坚持优良的新闻价值观，用客观事实说话，仍能在带有意识形态的舆论之外，把有关人权问题的报道做好。
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与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都以此事做文章，指卡塔尔喧宾夺主，毁了专属梅西的时刻。其中，一名BBC体育节目主持人在决赛直播时直接说：“他们把梅西的阿根廷球衣遮住了。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侮辱。”
对于梅西披黑袍被拿来做文章一事，阿拉伯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一名评论员日前就撰文解释，这类黑袍名为“比什特”（Bisht），是阿拉伯人在特别的庆祝场合上穿的传统服装，也被视为荣誉和尊重的标志。
尚穆根进一步指出，卡塔尔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自1971年独立，公民人口不多，并不像大国一样在世界舞台上有影响力，因此也容易成为批评的对象。换个角度看，这一定程度上与新加坡常面对外媒批评的处境相同，也难怪部长心有戚戚焉。
这将能让世界更近距离认识中东国家，构建甚至是重置我们对现代阿拉伯世界的叙事与想象。然而，要更好地了解中东国家的独特政治处境、社会环境和价值观，我们更需要多元且负责任的媒体进行有效监督，当中东人权问题的“守门人”。
“那些想要卡塔尔的天然气与财富的国家应该反省，它们是否也配针对卡塔尔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进行道德说教？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往往是容易的，而且还不需要成本，这些国家也不会交代他们如何从与卡塔尔的合作中得利。”
似乎从卡塔尔赢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的那一刻起，它举办世界杯赛事的能力和资格就受到批评，其中最受争议的是卡塔尔的外国劳工待遇问题。2021年2月，英国《卫报》在一篇调查报道中，透过集结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官方数据，揭露了自卡塔尔12年前获得世界杯主办权后，已有超过6500名来自这五个南亚国家的移工，在卡塔尔死亡的惊人事实。
毕竟对首个举办足球世界杯的阿拉伯国家来说，公民人口仅有30万的卡塔尔算是信守了承诺，为阿拉伯世界甚至全世界举办了一场精彩的赛事。
然而，纵使一些西方媒体对于中东国家承办大型活动，是为“洗白”形象的指责过于苛刻或偏激，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归反对，这不应该给予任何人机会，将劳工权益被剥夺的行为正当化，或认为有机会干预媒体公正报道。
（作者是区域环保媒体与咨询公司益笔思（Eco- Business）编辑部助理主任）
卡塔尔将不会是唯一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作用，从而构建新形象的中东国家。
世界杯决赛落幕了。梅西捧起大力神杯，让阿根廷告别对这座奖杯长久的期待。足球历史上如此美好的一刻，也让人以为所有因卡塔尔承办世界杯而围绕这场赛事的责难、批评，将随之烟消云散。
近年来，许多大型活动都由中东国家承办，从在迪拜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到刚于埃及落下帷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都突显了中东国家向世界展示能力的雄图壮志。据报道，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也都分别表达了对申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
他因此批评西方新闻室孤陋寡闻，指媒体记者在对中东国家做观察时，总受西方视角牵制，难以撇开刻板印象，甚至突显了种族主义。他指出，这种偏见渗透了几乎所有对卡塔尔世界杯的报道，对梅西披黑袍的指责只是其“无知最后的展现”。
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归反对，这不应该给予任何人机会，将劳工权益被剥夺的行为正当化，或认为有机会干预媒体公正报道。
《卫报》相当透彻与紧实的报道引起了关注，但随之而来各家西方媒体的“跟风”报道，却也因为松散而似乎模糊了卡塔尔劳工权益问题应获得的正视，让人觉得西方世界总只是带着一种道德傲慢，对中东国家指指点点，实际上却只是显露了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