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总理2023年的新年献词一开头就说，2022年有许多值得我们庆幸的地方。抗疫三年后全面开放，自然是其中一件。总理没有说的是：在世界于纷纷扰扰中开放之际，新加坡还能够成为资金与人才汇聚之地，实属难得。新加坡向来都希望吸引条件优质的移民，这次引起的关注更大，想必因为人来的时间段更集中、携带的资金更为可观。彭博社、《金融时报》等西方媒体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两岸的媒体亦然。台湾的《天下》杂志去年底还拉队到新加坡，做了有关的专题《最强人才迁徙潮》。
资金与人才汇聚在岛国所传达的信号，是对新加坡的信心，对新加坡下一步的经济发展自然是好消息。这让我想起1968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农历新年的献辞。英国结束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初期，英军仍继续驻扎。1967年7月，英国宣布将在1971年撤出一半英军。1967年11月，英镑贬值，再不久后英国又宣布加速撤军，到1971年底全面撤出。李光耀指出，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紧密挂钩。1967年底，新加坡的银行储蓄增长了32%，显示市场对新加坡管理经济和货币充满信心。如果新加坡的安全问题能继续得到保障，没有人会怀疑新加坡能继续取得更高增长。
多了解他们，新加坡人便不会纯粹用财富来衡量和界定他们，仿佛除了金钱，他们就一无所有。会跑动的资金不带感情，但新加坡恰恰是一个对感情有所要求的社会。
半个多世纪过去，新加坡从原来没有优越的条件，建立起一套稳定可信的制度，发展成一个能够保护好自己和财富的国家；并且，还成为保障外来财富和人身安全的地方，让高净值和许多专业人士愿意前来。
这是一件好事吗？对外人来说，这看起来是一项成就，因为人家把事业、技术、家当带来，就是对新加坡国家治理投下的信心票。不过，对新加坡人来说，谈到眼下的情况时，往往提起的是管理私人财富的家族办公室急速增加、新加坡房价和租金飞涨，以及越高档餐馆越是门庭若市等现象。当然，路面上劳斯莱斯也多了。归结起来，常常是这些外来人把新加坡的房子、车子和物品都买贵了。
要在逆风中找到新加坡的位置，是第一代领导人很强的信念，而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太平、充裕的避风港，能够保护人身安全，能够保护财富。新加坡当年着眼于生存，而为了生存，集中谈的就是财富。
（作者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安全问题带来的挑战更加迫切。不过，英国政府答应在新马一代设立空中联防（后来成立五国联防）。李光耀当时说，如果其他有公信力的安全安排得以落实，新加坡当时享有的小蓬勃就能够再持续数年。但是到了1970年，如果人民不抓紧机遇为新的工作接受培训，他预计将出现失业的问题。在简短的献词结束前，他说：“只要我们没有失去工作的意志，面对改变中的环境，只要我们能够适应和调整，就能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太平、充裕的避风港，一个寻求个人财富和个人本身相对安全的避难之处。”
我感到好奇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般的新加坡市民怎么参与到这些汇聚的财富中去？这些迁移至此的人，对社会的不同层面，还带来什么效应？比如路上埃尔法多用途汽车那么多，这些都不是车主自己开的车。那么，私家车司机的需求增加，这部分群体的工资是否也得到提升？私人保镖应该也同样受青睐吧？这个行业起了怎样的变化？高档餐馆的领班、服务员的工作是否改变了，他们的小费是否也增加了？他们的日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不知道当时他概念中的“避风港”，是不是包括像今天这样，容纳从其他地方转移而来的人才与资金，但是他必然希望借重人才与资金，让新加坡继续取得增长。
我们应该也不要只是集中从经济的层面、生活费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我蛮担心的，其实正是我们在这些人的身上只看到金钱，看到消费，看到物质生活；而这些人，只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金钱，看到消费，看到物质生活。值得我们问的问题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冲击？他们的价值观念跟我们的社会能够契合吗？他们有怎样的人文关怀？他们可以带给我们的社会什么新的元素？我们可以怎样把他们带入这个社会？
李光耀当时所要打造的避风港，今天应该已具备条件，去多问一些财富以外的问题。多了解他们，新加坡人便不会纯粹用财富来衡量和界定他们，仿佛除了金钱，他们就一无所有。会跑动的资金不带感情，但新加坡恰恰是一个对感情有所要求的社会。
我也觉得新加坡的东西贵了，但是现在物价上涨的原因比较复杂，要把账都算在外来人的头上就过于简单了。怎么帮助努力工作，却面对生活费上涨压力的新加坡人，是值得另外研究和讨论的课题。但是我希望的是，新加坡人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目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