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大社会，都面临一对几乎是永恒的矛盾：自利和霸权同公平正义的矛盾。前者的载体是个人利益，后者主张的共同利益却没有自然人为载体。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族社会，为公的行为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但在陌生人组成的大社会中，搭便车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每每导致道德滑坡、制度退化和小社会行为模式的回归。
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未来未知，甚至不可知。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都是自掘坟墓，因为不可能有一个通向未来的蓝图。政治能做的，只能是在现实主义的精神下，把握好原则和人类共同价值，不断调控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选择发展的道路。
人类的史前社会有20万年至30万年之久，相比之下，文明史不过数千年，其中以资本主义崛起为标志的现代文明不过数百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部落小社会，是打造人性的熔炉，它铸就了当代人的基本特点，比如以亲疏关系来决定相处方式和态度，对内群和外群的本能区别，对敌我好坏的爱憎分明，对陌生事物的恐惧、等级观念、权力欲、安全感等等。这些心理和行为习惯或“人性”，是同狩猎采集以及后来的农耕“自然经济”相适应的。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哈耶克等自由派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是小社会本能的体现，它企图恢复旧伦理和人性化的人际关系，以及以此为纽带的旧制度。这是对历史的反动，因而必然失败，归宿要么政治独裁，要么经济落后。但是，他们忽视了史前小社会中发育出来的另一套本能：公平、互助、利他主义甚至自我牺牲的伦理。这些对家庭和部族的生存至关重要，社会主义也是要发掘这些被资本主义湮灭的本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大社会。
但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必须流动起来以便更有效地由市场配置，于是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成了时代的呼声。奴隶制无法产生有效的资本主义，这就是美国爆发南北战争的原因——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民权，也是这个道理。资产阶级终结了封建家长制后，民主就成为新秩序的保障，但民主需要“天下为公”的伦理、行为模式和制度来支撑。
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家天下”，它是小社会的逻辑的延伸或家长制的扩大。部落、王国、帝国，甚至一些现代民族国家都以家天下为特征，帝王将相的作用，就是将家长的权威扩展到所有臣民。这里的“公”乃大私：国即家。人类命运共同体很崇高，但行动起来仍脱不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小社会中普遍的霸权和等级观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为什么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就反复发誓永不称霸、永不做超级大国，而别的国家越来越不相信的原因。不管中国人自觉如何诚心诚意，这种有违人性的声明的效果，让人感到不真诚。
今年3月底的第二届美国国务院举办的民主峰会，再次试图为动荡的世界确立方向和主调。121个应邀参会的国家与地区的内政千差万别，但都认同民主的理念，就连大会含沙射影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也坚称自己是民主的，而且是更上一层楼的“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可见民主理念不可动摇的地位。它使美国这样的标杆民主国家占据优势地位，也使中共这样的政权处于被动。虽然中共数十年来在各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包括在许多“普世价值”上的巨大进步，却在自由主义的优势话语下显得有口难辩。这种“民主”与“威权”对决的说法混淆了视听，掩盖了实质性的问题，湮灭了现代国际政治应有的建设性。
永恒的矛盾
民主峰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教条化的产物，“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有教条主义之嫌，但中共的“两个百年”布局，充满具体的目标和实施方案，这是目前民主国家尚缺乏的能力。民主峰会在虚名上得分，而中式威权主义虽然背着恶名，却有可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实际进展。
“不想腐”文化未能扎根
现代民主的历史太短，无法完全克服小社会的那一套，因此民主的心理基础是脆弱的。身份政治作为小社会余孽，通过民主竞争的合法渠道发扬光大，损害了民主，也使民主大社会朝原始小社会跌落。威权支撑起来的大社会，从头到尾都带有原始小社会的运作特点。二者半斤八两，谈不上正义与邪恶，而是人性的一部分对抗人性的另一部分，二者都很脆弱。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拜登坚称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制度，但也承认“民主的努力是艰难的”，提到了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中共最近的反腐力度再次加大，不管是否应归因于政治斗争，揭露出来的腐败事实表明，制度上的改革远未到位。尽管进行了十余年的大规模制度建设，“不想腐”的文化始终没能扎根；社会对治理腐败仍持悲观态度。这中间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在制度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权力集中，使人治相对于法治，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这种权力场才是腐败文化滋生发达的根源，因为在这个场的作用下，任何人只要在位，就会感到有恃无恐。
民主与威权之间不是正义与邪恶的对决，而是现代化道路的竞争。二者都有成功的案例，也都受人性的二重性的侵蚀。在“历史的终结”神话破灭后，哪种制度能胜出远未定论。
尽管长期来看这种感觉是虚幻的，但在当下一刻它是真实的，而腐败正是一时间趁虚而入的诱惑，使腐败者走上不归路。当权势者周围都是想趁势而上的阿谀奉承者时，权力文化就会碾压任何制度法律规矩，更不用说廉政文化，使社会从公到私，从法律到人情不断跌落。权力崇拜是中国未能建立现代大公社会的根本原因；权力压倒一切、腐蚀一切。第一把手的集权使制度的笼子关不住权力。这方面中共能够向民主制度学到很多东西。
自由派学者福山用来终结历史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称为“西方文明的奇迹”。“奇迹”就是本来不可能发生而发生了的事情；纵观人类历史，他这么讲并不为过。人类在进化的漫长岁月中，99.9%的时间生活在以家族部落为基本单位的小社会中，人性或人的本能就是在此期间形成的。
现代化市场经济是创新经济，须要发挥每个人的自主能动性，以个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伦理制度应运而生，包括自由、人权、法治、契约精神、理性、科学精神等等；民主出现得很晚，是它们派生出来的个人主义的副产品。由这些组成的一整套体系，使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有了可靠保证，将人际关系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这的确是奇迹。
换言之，民主与威权之间不是正义与邪恶的对决，而是现代化道路的竞争。二者都有成功的案例，也都受人性的二重性的侵蚀。在“历史的终结”神话破灭后，哪种制度能胜出，远未定论。
资本主义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人类从小社会向大社会演进，越来越依靠市场，也即陌生人之间越来越细、越来越不受地域、种族、宗教、语言、文化等等差别限制的分工合作。小社会中发展出来的人性伦理，适应不了现代化的要求。所谓“西方文明的奇迹”，就是在西方发展出了一整套理念和制度，来克服小社会的局限，形成大社会的格局，来适应社会化了的大机器生产方式。
峰会针对的现代“威权主义”是世俗化了的皇权或家长制，但其目的是实现国家发达、民族复兴。如果说民主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大社会是个奇迹，威权下发展起来的大社会就不是那么大的奇迹了，因为它大量保留了小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没有了家族内部的亲密关系和成员之间的责任，也没有民主选举的追责机制，威权统治者容易堕落为暴君。
在没有威权的条件下，为公的行为一旦超出亲缘社会的界限，就会遭遇搭便车的困难。资本主义不仅使个人私利合法化，还催生了个人主义，从而放大了搭便车的问题。原始小社会里形成的区分他我和亲疏的本能，在民主竞争中化为当今如火如荼的身份政治。民主制度因此崩坏，又促使人们的行为向原始本能回归，形成恶性循环。这正是当今民主政治危机的由来，它正在终结哈耶克的“奇迹”。美国总统拜登的民主峰会并没有对症下药，更多是盲目崇信。
但在国与国之间现代化的激烈竞争中，威权主义也发展出战后东亚那种“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将威权用来追求国家主义的目标，撑起了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大社会，并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改善了千千万万民众的命运，在制定政策中也能迎合民意。对民主峰会的始作俑者来说，这是个“不方便的事实”（inconvenient truth），只能视而不见。
当今这个时代，唱自由民主高调应者众，唱马克思主义高调则和者寡。后者应该比前者更容易沉下来实干，这就是中国的优势，也是民主国家可以借鉴的。同样地，在这个颠覆式的创新经济时代，创新一向是中国制度的短板，可以向西方学到很多，包括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如自由、人权、法治、机会平等，这些都是核心竞争力。两者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创立一个良好的制度，来使大社会人性能够有可持续性，久而久之能够削弱乃至消灭小社会的人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