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讨论也让我想起童年。每逢清明，祖父天未亮就会起来，带着儿孙去郊外的祖坟扫墓祭祖，有时候，年幼的我也会跟着去。还有，每到腊月，祖父就会把他父母的照片放在供桌上，每天都要烧香、上供。于是我从幼时就知道，过年是要接“祖宗”回来的。大年初五，放过鞭炮，再送走“祖宗”。
作家陈帅也是这样，没有被传统的丧礼抚慰到。她在经历忽然的丧亲之痛后久久不能释怀，于是写了一本书，用一个小女孩的口吻（也许就是她内心深处那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完整地、细腻地写出一个人面对最好的朋友不断走向死亡的历程。我想这是她“消化”死亡的独特方式，而这部儿童文学作品也引发读者很多的思考。
清明节刚过去不久，复活节便又到来。这些从古老的东方或者西方延续至今的传统节日，都与生死有关，而且都发生在春季，这个地球上多数地方草长莺飞、万物复苏的时节。自然万物的荣枯与四季轮回，不断提醒我们，生死乃是常事，是万物的规律。可是，我们华人通常不喜欢谈论死亡。然而，就算在四季没那么分明的新加坡，一样要面对这些节日所带来的思绪万千。
这正是书中昔日亲密无间的小伙伴突然开始变得疏远的时刻，因着死亡的幽灵。作者说，她写到一半时，也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当时她孩子问：“你自己要这样写，为什么还要哭？”当然，我们能理解，这就是书中角色的使命。“莫里”是她书中那个得了渐冻症的小男孩，而这本书是从他的朋友“我”，也就是一个叫“卡琪”的小女孩的视角写成的。从一开始，“莫里”就是注定要死的，我从分享会上已经得知故事的内容，可以说是已经被“剧透”了。但真正阅读时，还是会被其中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书中浸透的真挚情感深深打动。
（作者是童书创作者、前媒体人）
我们如何消化悲伤？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我祖父去世时，因为疫情管控政策阻隔，我没法回去参加葬礼。但是小时候的一切，都在梦境中回来了。我的童年，那些依偎在祖父母身边的日子，它们全都回来了。我画了一幅画又一幅画，纪念祖父，这是我消化悲伤的方式。
不久前，我在国家图书馆聆听了一场作家陈帅的分享会。会后，听众有一场讨论，主题就是“死亡教育”。人们心目中所谓的“死亡教育”，一般包括谈论死亡的过程、悲伤或丧亲之痛的过程、殡葬、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宗教，或者还包括有关生死的哲学问题。当时，大家畅所欲言，各自分享自己对死亡的认识和态度。例如有人说，组屋楼下如果有葬礼，就会绕着走，心理上会有点害怕；也有人说经过丧亲之痛后，对组屋楼下的葬礼不再惧怕。还有人说，每到清明节，家族中长辈会带着诸多晚辈进行一些祭祀仪式。但当时，多数人都认为，我们华人是没有什么“死亡教育”的，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
经过这些仪式，人会建立一个基本意识，就是所谓“孝”，正如孔子所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华人在世界上分布的区域很广，习俗也有很多差异，但祭祀祖宗的文化内涵仍是一致的。这些仪式其实也是华人一种独特的、民间的“死亡教育”。不管表面上有多少分别，这些行为其实都是糅合了儒家慎终追远的孝道观、佛教轮回观和道教鬼神观的一种文化现象。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人类思想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虽然这些也都是“死亡教育”的一部分，却甚少能真正抚慰到现代都市人的心灵。所以，我们不是没有“死亡教育”，而是没有现代化的死亡教育。而且，很多人内心仍然忌讳谈论死亡，尽管本地报纸经常用几个版面来刊登讣告。
书名叫《莫里》，会让人想起《相约星期二》里的莫里教授，作者说，借用这个名字，也是因为莫里教授得的就是渐冻症。然而在这本书中，真正的主角是书中那个“我”，莫里的好朋友，那个叫“卡琪”的小女孩。我倒是更喜欢这本书在香港出版的繁体版书名《再见，莫里》。读完整本书，再看这个标题，我们的心也会得到安慰。斯人已逝，感情仍在延续，再见，再见！
我们如何“消化”死亡？我想，如果家庭和学校里能有一些关于生死话题的“死亡教育”，我们是不是能更好地接受亲人的逝去呢？是不是能够更加珍惜生命？我们是不是能在这短暂的人世间更加相爱呢？答案我不确定，但相信我们努力寻找答案，并且努力相爱，一定能抚慰彼此的心灵。正像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晚年改写的自己的诗句：“我们必须相爱，然后死亡。”
分享会过后，我才开始读这本书。但是读到一半，就不禁潸然泪下。我把它暂时放在一边，发信息给作者，我说：“你太坏了！我不敢看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