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国家信用与竞争力已基本丧失，未来会出现的两大可能是：一、丧失联合国常任席位；二、在政治与经济发展上，长期依附于中国。
战略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谋划事务不局限于一事一时，而考虑到各种因素之间的综合联系及变化趋势。关于战略能力，中国有一句话十分经典：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中国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不时会提及这句话。此话语意很简明，但实行起来很困难。因为，眼前利益很容易蔽障一个人、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的全局视野与长远考虑。
（作者是北京国情国策研究机构学者）
中国目前一方面急须有效提升经济与科技发展速度和品质，及全面国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却又面临国内及国际大环境种种严重制约。中国仍处于须要深化治理体制建设与发展能力提升的转型时期，迅速促进并提升全民创造力的国家治理能力是关键任务。有两个发展理念必须正确理清，这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与“人民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涵盖显然更为科学，包括大陆、港澳台及全球友好国家。
据有关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透露，美欧已“非常接近严肃讨论派兵进入乌克兰”。美国击垮俄罗斯至少有三重收益：一、获得经济利益，乌克兰战后重建及欧洲能源与粮食需求；二、巩固与加强在北约和欧盟体系中的领导力；三、获得包括联合国机构改革在内的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主导权。
中国目前恐怕还不能奢望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基本体系，独自创建新体系。中美欧之间，美欧需要中国的主要是市场，中国需要美欧的主要是科技，一者彼此需求存在，二者彼此间的需求层次存在差异。中国的发展与安全优化，须要充分考虑与美欧之间的种种关系因素，仔细衡量对俄政策。
俄罗斯国家源起于莫斯科公国，以军事手段起家，以野蛮侵略开路，自莫斯科公国伊凡一世开始，到现代国家苏联和现今俄罗斯，侵略者的身份标识始终粘贴在俄罗斯民族身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被形容为“战斗民族”。
美利坚民族从英国殖民者手中独立建国，在史上率先继承与发展了文艺复兴产生的政治文明理论成就，以民主政治与法治理念用之于国家建构和治理，制订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首任总统华盛顿创设了美国总统不担任超过两届的宪法先例，为美国政治自新纠错机制奠定法律基础。
在下一个全球治理时代转型过程中，很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或者由美国一极，或者由中美二极。全球发展态势实际上已向中国提出十分现实的命题：中国是否准备好在未来全球治理体系中，担负起形成中美二极局面中，在政治、经济、科技与军事上的自我角色？
在任何情形下，中国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发展与变革的现实秩序、体系、节奏，须及时洞察且紧紧抓住国内与全球两个治理和发展大局，才不至于出现发展与安全被动。
我们可以得出基本认识，美国的安全观是谋求在全球事务及发展理念上，与其高效快速可持续的国家发展目标相协同。俄罗斯的“发展”观建立在以军事扩张、核恐吓为基本手段的狭隘民族“安全”观基础上，显然是短视而不可持续的。美俄之间在发展、安全与社会价值观上的认知与战略能力，高下等差分明，水火不相容。一旦历史机遇具备，两个国家必然是你死我活。华盛顿断然不会错失普京特意送上门的俄乌战争这一份历史性大礼。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发展与安全情势，需要全面及公正的人才战略机制，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均等机会，去寻找奋斗方向与展现才华，以如此人才战略机制为基础发展环境的中国，想找到一个强大的敌人都恐怕会很难！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新时代发展观是脱贫、科教兴国、市场经济、乡村振兴、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及智造，纳入民主、自由、法治等人类共同价值观。中国主张普遍安全观，始终秉持不对外侵略扩张的人文及政治理念，推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入21世纪，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战略重点从欧洲转至亚太。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政策，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拜登继续推升对华竞争战略烈度，建立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美英澳安全伙伴（AUKUS）多边政、军及外交合作机制，与韩日印澳签订一系列双边及多边军事盟约以组建“亚洲小北约”架构。
中国若要深层次谋划好这三方面的系统发展战略，就必须认真思考并切实部署与美欧之间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关系。
美国建国后，开发西部，发展海上贸易，引进西欧科技，大批欧洲人才涌入。1860年，美国工业总值已居全球第四。1917年4月，美国因被德国潜艇击沉船只而放弃中立，对德宣战，随后开始在全球扮演新角色。一战后，美国由60亿美元债务国转变成100亿美元债权国，成为全球最富国家。二战爆发，美国仍持中立，因日本偷袭珍珠港对日宣战，卷入二战。期间，美国倡议组建联合国，协同英、苏主导二战进程。战后，主导组建北约，出资200多亿美元（包括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拖垮华约，致苏联解体。
美欧击垮俄罗斯影响深远
美国领导北约若在军事上打败俄军，意味着美欧国家集团在现阶段从根本上击垮了俄罗斯民族的基本“发展”技能，并将使人类全球的发展方向，发生影响深远的重新建构。
中国战略思想鼻祖王诩（鬼谷子）在《鬼谷子·谋篇》里写道：“亡不可以为存，危不可以为安。”意思是，国家一旦灭亡，很难再复兴；一旦危乱，很难再安定。俄罗斯面临的处境，并非因取于正道而遭外来欺凌所致，恰是因取于危道而必趋衰败。面对人间如此是非兴亡大道抉择，中国须作出全面综合考虑的是：一者不惧美；二者不寄厚望且“过分”亲近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涉嫌战争罪的个人及国家；三者认清正道主流。
中国发展的全球视野与长远考虑，至少应当涵盖或回应三大主题：一、中国现在与未来在全球发展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二、中国是否要成为全球一流国家，及如何成就？三、人类的未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该往何处去，及两者间的关系如何？若不能对这三方面问题作出合乎事物发展因果的深层次谋划，便不足以言国家及全球战略。
在任何情形下，中国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发展与变革的现实秩序、体系、节奏，须及时洞察且紧紧抓住国内与全球两个治理和发展大局，才不至于出现发展与安全被动。
简单梳理一下中美俄三国的源起及发展路径，也许就能找到一些深层次事物发展的认识根据。实际上，中美之间除了意识形态与整体实力差异之外，发展观与安全观理念上并不明显冲突；但美俄之间存在着在发展观与安全观上的水火不容之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