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格莱特教授这本影响深远的英文原著，在200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为《孔子：即凡而圣》出版，复于2016年和2020年重印再版，译者为彭国翔和张华。
但尽管受到无情的攻击，许多风俗（customs），或大或小的礼仪（rituals）以及典礼（ceremonies）仍留存在所有文化之中，包括西方文化。所以，罗思文教授意在说明的是，芬格莱特教授通过《孔子：即凡而圣》予以我们一记警告：如果传统、风俗和典礼不受珍惜和强化，我们所拥有的许多东西将会无可挽回地失去。
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哲学教授，生于1921年，2018年以97岁的高龄辞世。先生虽以西方哲学为专业，但他1972年出版的一本讨论孔子的著作《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出版社为Harper Torchbooks），却在西方学术界（非仅汉学界）引起非凡回响。去年本书出版恰满50周年。
这里的“我们”，指的乃是美国或整个西方世界。那到底一位生活于2000多年以前的东方哲人，能给予他们什么“新”的、适用于“今天”的教导呢？
一些“进步”史家，尚能紧抓孔子回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的一句话，而给他罗织一记维护腐朽封建奴隶制的反动地主阶级代言人之罪名。可见，彼之离得以领略“如果传统、风俗和典礼不受到珍惜和强化，我们所有的许多东西将会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的警示，为时尚远。
罗思文教授指出，芬格莱特教授的重要性，便是通过孔子思想，让人领悟到传统还是有现世意义的。这对当前的西方而言，形如当头棒喝。因为审视当下，不难发现，不管人们的政治认同如何有别，一个日渐明显的情况是，人们已经对铲除过去来为未来铺路，付出了高昂的心理代价（psychic cost）。我们的祖先和我们并没有投票选择抛弃传统，或以一种令人丧失热情的形式来改造传统。
芬格莱特教授在本书序言中说道，他开始阅读孔子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言语乏味、思想狭隘的说教者。《论语》对他而言，似乎只是一本老套并且与时代脱节的语录。
书之正文不过区区79页，但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1919年至1991年）却称它“更新了我们所有的对孔子的想法，开启了如何重新认识这位圣人和向他学习的视角”。芝加哥大学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 G. Creel，1905年至1994年）更盛赞，他记不起在自己研究孔子的这50年里，有任何一位学者的著作能比芬格莱特教授这一本书能给予人们更大的启发。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戴梅可（Michael Nylan）在追思文中，甚至说《孔子：即凡而圣》“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她的同事汉斯·斯卢加教授（Hans Sluga），以欧陆哲学专家的同行身份，指出芬格莱特教授就是一位经常会把被许多哲学家轻易越身而过的课题捡拾起来的学者。他就是在西方哲学界甚少关注孔子这个人物，以及对中国哲学只给予极低关注的时候，如此令人难忘地写出这本书的。
罗思文教授由是画龙点睛：孔子（芬格莱特）给予我们的教导，是既不针对特定文化，也不失去时效的。那就是，让一个社会得以严肃、和谐地运作，可能是一件重要到不能仅仅交付于政府的事，传统也许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罗思文教授甚至认为，如果将这一思维贯串整部《论语》来看，那本书可说布满无政府主义的味道。因为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都相信，其实人们在不受到命令与胁迫的情况下，都能很好地彼此相处；或者有意识地决定他们必须这样做（即如“社会契约说”所言）。
在《论语》中，“礼”这个字出现75次，“仁”则出现109次。学者向来亦多认为，孔子给予“仁”更高的关注，但芬格莱特教授认为“礼”才是《论语》哲理的重心。而且，“仁”也只有在参照于“礼”的时候，其义方显。要言之，对孔子而言，“礼”并非徒具形式而涵义空虚的繁文缛节，而实蕴含深刻的内涵，它是使个人的道德、社会的文明和群体的意识，得以完满体现及达成的凭藉。罗思文教授对后者的阐释，即“礼仪如何形塑社群的凝聚力”的这一点，能让我们直接领会，芬格莱特教授为什么说孔子“有新的东西教导我们”。
“礼”才是《论语》哲理重心
芬格莱特教授于是深信，孔子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老师：一位异常重要，而不仅仅只是对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添加一点异国情调的视角而已的老师。他告诉我们一些还不曾说过的东西，一些必须要说出来的东西。他有新的东西教导我们”。
但罗思文教授指出，如果仅专注于这些压迫性的负面传统，则无异于见树而不见林。他认为，芬格莱特教授对孔子的诠释还是经得起诘难的。因为，我们往往视而不见的是，其实比起风俗、礼仪和典礼而言，有更多人须要承受的，是来自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工具——官员、军队、大企业——更大的压迫。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到了上世纪中叶前后，西方知识界已有余力开启“后现代”的文化反省，思考他们的社会在过去一两百年急功近利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对自身传统的摧枯拉朽是否已经走过了头。此即催生芬格莱特教授何以能从阅读孔子，而得那样的以古谕今之思想大势。
当然，罗思文教授也意识到，一种也普遍存于社会中的看法是，“传统的压迫”令人窒息，所以彻底的变革唯有通过重大、持续（且经常是血腥）的努力方得以完成。因此，任何对传统的讴歌恐会让人觉得，这将阻碍对各个文化系统之内及彼此之间，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此外，还有一些负面的传统，比如种族歧视，也是不值得保留的。
然而，大洋彼岸的亚洲诸国，时至20世纪中晚期，许多尚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汲汲于以愚公移山的大无畏精神，翻江倒海“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历史进程当中。所以，即使是在当时的儒学原乡，把西周的礼乐文明目为“吃人的礼教”之说，尚有市场。
可知，从古代文化遗产之中汲取思考资源，因应时代之所需“求仁而得仁”，本无可厚非，古今中外皆然。其所折射者，惟发展有先后、社会晋程有别而已。
依罗思文教授之见，芬格莱特教授的卓识让我们看到，孔子对传统所持有的这样一种看法，可能足以剔除（obviate）人们对他的一个普遍批评——他是一个反动的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维护者。因为孔子其实重视古代的传统，反对正规的政治体制。
铲除过去已付出高昂心理代价
自18世纪中至20世纪初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以来，欧美诸国（可能也包括日本）之“摩登”（modernity）早已花繁叶茂。因此，到了上世纪中叶前后，西方知识界已有余力开启“后现代”（post-modernist）的文化反省，思考他们的社会在过去一两百年急功近利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对自身传统的摧枯拉朽是否已经走过了头。此即催生芬格莱特教授何以能从阅读孔子，而得那样的以古谕今之思想大势。
罗思文教授指出，在芬格莱特教授的理解中，对孔子而言，让社会得到有效规范的这一工作太过重要了，因此不能把它仅仅交由政府来做。最好的方法，是让传统（即“礼”）成为把人民团结凝聚起来的力量。孔子的这一主张，作政治上的引申，便是要把政府的角色作极度的收窄，将其职责囿限于在那些无法为家庭、宗族、社群所处理的事务上。即使是在地方上，当地的事务也应该少一点受法律和官员的干涉，而更多地受习俗和传统的制约。
但后来，以更大的力度来了解以后，他才发觉孔子乃是一位有深邃识见，以及在人之何以为人的恢宏想象上，足以和他所认识的其他智者哲人媲美的人物。
在美国学界孔子研究领域中颇负盛名的罗思文教授（Henry Rosemont Jr.，1934年至2017年），早于1976年即为《孔子：即凡而圣》写过一篇评论。他对芬格莱特教授的诠释，很能帮助我们洞悉本书对西方人何以如此富含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