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公共住房既然与教育、医疗保健一样是我国社会契约重要部分，这方面的国家开支只会越来越大，政府不仅继续得谨慎理财，住房政策，包括对组屋的津贴也更要重视可持续，才能确保后代也能买得到和买得起房子。我们对住房政策的论述，也要从过度着重津贴论与资产增值论，转向公平、包容、分享与分担。这才是延续万家灯火里家的故事，不是买房抢房的闹剧与连续剧。

随着新加坡岛上可建造房子的未发展地段越来越少，受访分析员预见未来组屋供不应求会使未来组屋更贵。而即使政府把一些旧建筑转化为新的住房单位，这些建筑有的坐落在黄金地段，又或在现有组屋区的空置地段，生活设施与交通网络已相当完善，房价同样会较高。这样的趋势没先处理好，人们到时只会为房价焦虑，关注的将只是眼前政府给的房屋津贴够不够，这种心理与观感因素会影响社会情绪，自然也会腐蚀人们对新加坡家园的感觉。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李总理在国庆献词中也提到，日后会有更多新组屋得建在现有组屋区，到时的组屋销售和转售价格也会反映对这些组屋的需求。为此他重申，政府须确保各个收入阶层的国人，未来都能买得到和买得起政府组屋，确保房屋政策是公平和包容的，也因此政府会调整组屋政策来实践这目标。

配合第四代领导班子为重新建立国家与人民间的社会契约而推展的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今年5月以来，国家发展部已举办五场有关住房的对话会，聆听年轻首次购屋者、年长者和单身人士等不同群体对未来组屋政策的期望与价值观，总理将宣布的组屋政策调整，会不会也包含了当中的意见或建议？总理说的要确保房屋政策是公平和包容的，应该就是把人们的视角引向超越津贴论的功能，聚焦于凝聚各买房需求群体对这个家园的分享与分担价值观。

李显龙总理在2013年8月18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花了相当多时间谈人民所关心的住房问题，尤其是如何确保现在和下一代新加坡人都买得起组屋。总理当时还打趣地表示“我来充当你的房屋经纪”，以盛港一个预购组屋项目Fernvale Riverwalk来说明，政府如何帮助两房式、三房式和四房式单位的买家负担得起这个靠近榜鹅蓄水池，周边又有适合各龄、应有尽有设施的组屋。

然而组屋政策不只是计算政府“给我多少”的津贴论。它更承载了居者有其屋中，对拥有房子也帮助别人拥有房子的期望与价值观————分享与分担。总理10年前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谈房屋课题时，提到组屋计划不只提供安居之所，也是新加坡人宝贵的“储备”，更是一个家，“一个我们扎根、组建家庭及与其他新加坡人建立友谊和情感的家园”。

我们对住房政策的论述，也要从过度着眼津贴论与资产增值论，转向公平、包容、分享与分担。这才是延续万家灯火里家的故事，不是买房抢房的连续剧。

居者有其屋一直是凝聚社会稳定、人民对新加坡家园感的一大社会工程，然而在执行买得起也供得起措施来达到房屋政策目标时，政府从来不是人为干预降低预购组屋的价格，否则将拖垮整个转售市场，无数拥有组屋的人将受冲击。政府是通过确保预购组屋价格保持平稳，以及增加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买房资助，来使居者有其屋继续是国家与人民分享国家进步果实、帮助贫困家庭提升的重要方式。

10年后，2023年8月20日的国庆群众大会，李总理之前已在国庆献词中预告他会在这个年度全国重要讲话上，进一步说明政府将如何调整组屋政策，确保政策公平和包容，同时完善公积金制度，确保年长会员有足够公积金养老。这是目前很热的课题，因为冠病疫情和俄乌战争等局势造成通货膨胀，使房价这长青民生课题再次浮现。人们会不会期待总理像10年前一样，再“充当经纪”，具体解说房屋政策调整？

公平、包容、分享、分担，折射的是这个社会与公民素质的成熟度。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今年6月12日在一个论坛上发表题为“重新审视住屋”的演讲时，提到我国公共住屋反映了政府的亲家庭承诺。但她表示政府也明白单身者包括单亲父母的住房愿望，这个群体的住屋需求也比过去更大。这是否意味着，在体现住房政策更具包容的“度”上，将宣布的房屋政策也会提及相关调整？《联合早报》交流站，最近也接到一些读者来函吁请政府关心单身者因房价上涨买房难的问题。

为此，不少学者与分析师在猜测李总理会宣布怎样的房屋调整政策时，大多从津贴等会缓冲房价上涨的层面来设想。例如继续稳定组屋供应，进一步调整公积金购屋津贴额度，或调高收入顶限和额外安居津贴（Enhanced CPF Housing Grant）。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适时调整购屋津贴、额外公积金购屋津贴和扩大特别公积金购屋津贴计划等措施，确保月入1000元的家庭，负担得起两房式组屋；月入2000元家庭，买得起三房式组屋；月入4000元家庭，供得起四房式组屋。总理当时还强调，所谓负担得起，是指中低收入家庭能主要以公积金支付每月房屋贷款，并能在25年内付清房贷，之后的收入就可积累退休储蓄。

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相信仍会以家庭为核心，但随着人民的社会价值观改变也更重视包容，国家现在也比过去更有资源可以推出更包容的政策，以家庭为基础的政策也逐渐可推展到包括不同公民群体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