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投资行为亦然。产品价格下跌伴随而来的通常是收入和利润下降，企业倾向于抑制投资和人员招聘。“失落”的日本就是这种情况，1990年代价格呈现跌势，导致企业投资裹足不前，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政府各项刺激政策与央行负利率政策收效甚微。
7月出口固然同比增数为负14.5%，出口大跌反映国外需求放缓，短期之内难以恢复；进口大跌，则反映国内需求下降，消费不振；国内外的需求持续不振，经济将持续放缓，通缩也会加剧。
汇率和信贷对中国经济前景投了不信任票。今年初以来，人民币贬值超过5%，如果经济疲软状态持续下去，人民币将面临更大逆风，跌跌不休难以回头。7月份中国信贷增长创历史新低，新增贷款数量为3459亿元人民币（约645亿新元），比6月份剧减89%，也明显低于2022年7月的6790亿元，这是2009年11月来最低的新增贷款量，显示紧缩风险上升，经济增长放缓压力加大。
尽管官方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刺激居民和企业信贷需求，并加快基建投资增速，扩大总需求，对经济起托底作用，但迄今收效甚微，主要问题是民企和民间对未来信心虚弱所致，致使总体上的经济动能偏弱。
当务之急是要重振需求，以比以往幅度大得多的降息，其次是以超常手段大力恢复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处在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
总体而言，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沉重的主要原因，从宏观上看是总需求不足，从微观上看是主体信心不振，从具体表现上看，则是外需和出口回落、房地产市场低迷异常、居民商品消费需求不旺、民间与外资投资负增长。其间当然有国际因素作祟，但主要还是内需不足，内外交困，益使通缩危机加大。
近两年由于打压过甚，房地产业一蹶不振，而且制造了交屋信用危机，做为龙头企业的房地产及相关链条企业处境恶化。另外则因政府加大力度监控与整顿，致使金融和互联网等行业备受冲击，不得不降本增效。供给侧受制约对经济恢复形成明显掣肘。政府在防抗疫情过后，未能及时在政策上增加有效供给，解除已经过时的限制性措施，在融资、用工等方面对企业提供支持，促进相关产能快速恢复，也成为未能提振需求的一个原因。
屋漏偏逢连夜雨，最大房产公司恒大和碧桂园面临还债危机，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中融信托也暴雷，市场担忧不知还有多少超大的未爆弹将引爆。这些未爆弹固然可视之为转型期的痛苦，但必然拉低市场信心，对通货紧缩落井下石。
（作者是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台湾资深媒体人）
官方宣称疫后经济恢复“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但市场上呈现的波浪只见下坠，曲线未见上行。服务需求虽有释放，但疤痕累累；制造业看不到结构性恢复，却现出全面性萎缩阴影。全面放开疫情管控超过八个月了，但经济犹未回到疫情前的增长路径，政府逆周期调控力度不够强劲，财政支出没有力道；无论是降准降息、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激励机制，促使银行支持房地产业纾困，都远不能满足市场紧迫需求。
中国大陆近几个月经济气候转换，天空云朵转暗，经济停滞萎缩，笼罩通货紧缩阴霾。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经济数据，工业生产、社零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3.7%、2.5%和3.4%，均低于市场预期，央行不得不再度降息。海内外普遍担忧中国进入通缩泥淖，短期内恐难再现青天。
最有杀伤力的是社会零售消费受商品零售拖累，尤其是家电、家具、家装等地产后周期消费，是最大拖累项目；汽车零售额虽有电动汽车扶持，但增速也从6.1%降至3.9%。房地产投资严重衰退影响重大，7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速进一步下滑至-28.9%和-28.2%，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降至-12.1%。
中国央行只能缓步降息，因为人民币贬值和资金外流很大，所以还不及日本政府的宽松幅度，提振效果更不可期，无法迅速扭转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
中国经济显已偏离增长路径，消费、投资与外贸的增长缺口仍未有效收窄。这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仅见。最有破坏力的是房地产市场，违约与资金链断裂比比皆是，信心低迷到谷底，下行压力仍不见底。
7月份中国银行贷款断崖式下跌，其他主要信贷指标也显示需求疲软，通缩已经不只是担忧，而是迫在眉睫，当局采取的碎步式措施，扭转不了通缩颓势。一旦通缩成为普遍预期，将进一步加剧。因为如果人们对各种商品的价格预期是会继续跌，便会推迟房屋及家电等高价商品的采购，结果将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动，甚至迫使商品降价。消费意愿更低，导致支出减少，将使经济陷入螺旋下行状态。
异于常态的是，居民中长期贷款出现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购房需求低迷，另一原因是资产收益率下滑，导致居民纷纷提前还贷。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指向一个问题，就是通货紧缩，这对经济发展的杀伤力比通货膨胀还大。
怎么办？当务之急是要重振需求，以比以往幅度大得多的降息，其次是以超常手段大力恢复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处在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中国应记取日本在1990年代的教训，出手要快，幅度要大，必须加大宏观政策调整力度，加大商业和消费引擎的动力，着重扩大内需，提振民企与民众信心，防范经济下行与通缩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