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今天的话说，“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就是美国现在念兹在兹的与中国市场脱钩，或实现精准脱钩的所谓“去风险化”。
刚刚结束北京之行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不仅多次表示美方不寻求与中方脱钩，同早前几位美国政府官员的中国行相比，美中两国商务部还商定成立寻求解决双方具体商业问题的工作组，建立新的沟通渠道。足见雷蒙多此行，多少超出了舆论的预期。
说“超出预期”，概因在中美间“脱钩”“去风险化”声不绝于耳的背景下，哪怕是一丁点的对话、合作之举，也会备受关注。世界曾经遭受的“脱钩”之苦，至今依然令人心有余悸。
苏联时期的政治强人斯大林，去世迄今正好70年。对斯氏的评说，现在已经不是热门话题，但70年间的世事变幻，又令人想及当年他主导下的东西方经济脱钩一事。
但令人愕然的是，“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在运行30余年后，“脱钩”以柏林墙的坍塌、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告终，“经互会”也与计划经济一起，在世界绝大多数区域走到了尽头。这样的后果，斯大林没有看到，但肯定也是他不想看到的。
这就是说，市场运行有着市场运行的规律，经济发展须要遵守经济发展的规则，任何人为的设计与干预，都会像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东方市场”的经济问题一样，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与“两个平行市场”如影随形的是东西方数十年间的冷战，以及相应衍生的对抗、冲突，甚至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世界和平的损伤，很难具体统计。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
美国是否能够率领西方盟友实现与中国的脱钩或精准脱钩，时间会给出答案。但70年前斯大林引领“东方市场”与欧美国家的脱钩，倒是在70年的发展中有了结论。想当年斯大林以和美国一争高下的雄心，不仅与美国全面抗衡，还胁迫苏东阵营中的卫星国，拒绝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以经互会（COMECON，全称经济互助委员会）为载体自行其是，致使“两个市场”相互割裂，货币金融自成体系，国际贸易在各自为战的耗斗中低效运转。
所以，70年前的脱钩对70年后脱钩的警示意义，今天的人也应当思考，不应再走斯大林的老路。
往事不可忆，来者犹可追。70年前的脱钩，对今天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多少应当有一些启迪意义。至少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起，脱钩在美国政府那里就成了魂牵梦萦的大事，拜登政府及僚员尽管不断声明，并不寻求与中国的脱钩，但包括“去风险化”之类的举措，真的让他们不琢磨脱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是这样做的后果，虽然有些人会觉得很乐观，像当年斯大林一样，但实际上未必对美国有利，还可能殃及世界。
新加坡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尚达曼，日前就集自己长期参与国际经济事务之经验说，美国应准备与中国进行“漫长角力”（long game），而不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去冒今后关系可能更加恶化的风险，他坦言：“去风险化”是一个“与‘脱钩’相比要动听一些的词”，但“随着实践推移会构成严重风险”。（《南华早报》8月21日）这些话，如果美国真的够聪明，应该能听进去，或对70年前“两个平行市场”的脱钩结果有所思考。
今天的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于任何一个政府或政治家来说，都是足够复杂麻烦的事，稍有不慎，都不知道会引爆哪枚炸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经济上的事，循着经济的路数去办，就算有政治等方面的干扰，至少不要让事态失控，走向悖经济规律而行的道路。好墙难挡四面风，全球化很难惠及所有人，得失应在情理之中。但比起拒绝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动辄脱钩、断链、去风险化的做法，显然是格局足够大、心态更开放者，会有更多的收获。
1952年是斯大林去世的前一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战后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市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是两个内部自成体系，但彼此对立、绝对隔绝的平行市场。“两个平行市场”的出现，使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趋于瓦解。“东方市场”（或曰苏东阵营）不须要从“西方市场”（或曰美欧阵营）输入商品，自己却可以在内部互通有无、日渐强大，最终迫使“西方市场”日渐减小，并加剧西方国内的经济危机和各国间的矛盾，最终导致西方阵营的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