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腐败积重难返，甚至流行为文化的情况下，为道德成长开辟一片片净土才是治本。把握好的话，社会信用制度也不失为一种创新。宗教政策、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社会舆论的管理、官办英模的模式等，都须要从育德的角度重新检视。制度总有空子可钻，而道德则无隙可乘。要让德行成为自己的奖赏，而不是投机钻营的工具。
帝制时期，政府的权力只到县级，县以下的广大农村社会主要靠自治，靠伦理道德、乡规民约、家教族训，以及社会的不断自我教化来维持秩序。公民社会和其他形式的民间自治，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组织、宗教会社、乡绅长老的权威、同乡会、商社等。这些也是儒教常兴不衰的现实基础。严格的管控、渗透和打压，使得当今的社会组织普遍趋于半行政化，成为政权的附庸。权力的侵蚀使它们缺乏独立空间和自由意志，以至不能成为道德生长的沃土。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社会里，缺乏充分表达和民主协商，使得公平公正得不到足够的伸张；而无事不揽的政府却不堪重负，动辄得咎。这恰恰是个不稳定的根源。
从根本上讲，政府不适合做道德的标杆。在民主国家，政客被认为是鲜廉寡耻的职业，政府是挨骂的对象。权力出不了道德权威，因为它总是和腐败搅在一起。“政府无德”应该是一个定律——不是说政府官员都不道德，而是说权力和道德无缘，不能指望它们相辅相成。肯尼迪、尼克逊、克林顿和特朗普等人当选美国总统，都不是因为他们的操行。不能走“用权力来限制权力”的老路——比如过去10年的反腐路线，因为这是一个强化权力的怪圈。道德权威应该在民间的土壤中培育，政府只做认证和表彰等辅助工作。
大案要案的猛增可有两种解释：反腐的力度加强了，或腐败愈演愈烈。无论孰是孰非，两者都说明腐败仍大量存在，10余年的大规模、高烈度的反腐和制度建设，似乎收效甚微，很可能是方法、方向错了。每一桩贪腐案都牵涉到当事人道德自律的失守，使人不得不将探索的目光转向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
近一段时间，中国揭露出来的高层腐败案件猛增，特别是军队——最高司令部有可能再次被一锅端；作为国家脸面的外交部长也没能幸免。这让人感到非常不安，似乎历史上反腐英雄人物的愤懑、无奈、无助又回来了。人们不得不忧虑在改革开放淘金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未受过毛泽东精神熏陶的，中国未来的领导层——他们足够有德吗？
中国舆论界是权力侵蚀最厉害的领域之一，当局有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机构来控制人们的言论、思想，有时甚至在网上大规模制造“民意”。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
道德黑洞
以德治国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儒教的宗旨就是建立一个伦理社会，从皇帝到黎民都有一套行为的道德规范，如三纲五常，读书人为天下的良心，文死谏、武死战等等。克己复礼，只要每一个人都遵从规范就会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皇帝、大臣、士大夫、老师、师傅等都应当为人表率。中共掌权后延续了这个传统，党员干部凡事要带头，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严格要求自己。
资本内卷的下一步更可怕。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趋势来看，中国很可能会失去中产阶级革命这个阶段：新技术革命造成大批中产阶级职业消失，财富高度集中，橄榄型的社会蜕变成金字塔型。人人面对向下流动的前景，资本原始积累的镀金时代似乎又要重现。社会动荡时代即将到来：这些年美国两岸几个城市发生哄抢商铺的事件，反映的是在极度贫困下，伦理道德让位于生存的需求，和对社会不公的报复心理。
究其原因，这些英雄模范的推出者都在权位上；他们误把权力的制高点当成道德的制高点。且不说为了塑造典型，有时不得不造假，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使他们自己的行为很难总是符合他们提倡的道德规范，甚至被揭发出是贪官，是腐败的源头和始作俑者。贪官讲道，对社会道德是致命打击，对“官办模范”是极大讽刺，给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不道德行为签发了通行证，同时也威胁到政权合法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且不论官场和社会谁带坏了谁，让我们看一看当今中国道德成长的土壤条件。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国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相比较：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转型期的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虑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必然导致众多社会矛盾。中美最大的差异在于，美国教堂尖顶到处密布，而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空间和慰藉，使被商业化扭曲的普世价值伦理，无法得到应有的矫正。
大面积腐败反映的是当事人道德感的根本缺失。邓小平曾寄厚望于建设一个好的制度，使坏人干不了坏事。但如果腐败成了一种流行文化，好的制度也会变成坏的制度，这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他的年代，腐败远没达到现在的程度。法律和制度靠人来执行，如果人烂了，制度就会跟着烂。比如古时砍头示众的目的，是为了惩罚那些十恶不赦的人以戒社会、正风气、警来者。然而，如果连刽子手都必须贿赂，否则一斧子下去的活儿他要砍两三斧子，正义和法律的权威又从何谈起？因此，社会的道德基础比法律、制度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的行为模式。
在毛泽东时代，榜样治国全面碾压依法治国。雷锋、保尔·柯察金、焦裕禄、时传祥、邢燕子、孔繁森、郭明义等等，不同的年代有不同标准，但以德治国、榜样的力量的逻辑不变。然而从古至今，腐败一直是中国官场的痈疽。市场经济又带来权钱结合，使腐败防不胜防，愈演愈烈。
许多学者——如美国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研究发现，近百年来人类社会中的暴力行为和死于暴力的人数大幅下降，人们变得文明、讲理了，和平年代也持续更久。他们将其归因于在启蒙运动基础上发生的资本主义革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仅带来空前的财富和技术，还带来了道德的升华。这同马克思、狄更斯的描述，以及我们的感受大相径庭。这些不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而是因为市场为他们提供了广泛合作的机会；从市场交换中的得益，高于使用暴力得来的好处。相反，资本主义造成传统有机社会的解体和道德的社区基础崩坏；人们不得不在以个人为单元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伦理秩序。资本主义的永恒、呈加速度的动荡激变，使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和挫折。
在一个缺乏起码诚信，道德底线失守的社会里，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大家都觉得唯一靠得住的是金钱，于是拜金主义盛行。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使一切亲情、友情、神圣的信仰和悠久的传统，都化作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了钱人们什么都可以去做，甚至甘愿冒上断头台的风险。深深的不安全感，激烈竞争中的打拼和内卷，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个古训不再是真理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权威，那些深受孔孟之道教化，熟读四书五经的绅士，那些立志为天下担当，做社会良心的读书人，经受不住市场的冲击；伦理、道德成为奢侈品，做人不再有底线。
资本主义陷阱
政府无德律
培育道德土壤
劝善是所有宗教的共性，而且对信教的人来说，道德本身就是对道德行为的奖励，不需要别人的表扬和宣传。人在做，天在看，这就足够了。然而，当局总是过于担心民间有组织的活动，怕它们威胁到政权安全，而对宗教在道德建设、社会稳定上的作用认识不足。于是，总想方设法去限制、去打压、去渗透，使中国的宗教不得不总和政权打交道，变得政治化。这片道德的土壤就这样退化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富剧增、道德滑坡是公认的。毛泽东时代灌输的有理想、有信仰、有公德，助人为乐、乐于奉献等高尚的价值观，统统抵御不了资本和市场经济的诱惑，不少官员逐步变得没有理想、缺乏信仰、道德沦丧。随之而来的是霸道和特权，贪污腐败，权钱、权色交易，弄虚作假，贪婪欺诈，损人利己，甚至不惜伤天害理，后天的交易泯灭了先天的良知，好人变坏了。
公共舆论是另一片培植道德的土壤。自古舆论领袖就被称为“无冕之王”。然而，中国的舆论界是权力侵蚀最厉害的领域之一，当局有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机构来控制人们的言论、思想，有时甚至在网上大规模制造“民意”。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在西方，政府总被怀疑在撒谎；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则往往无论政府说什么，百姓都从反面去理解，结果是官民对立，社会缺乏起码的诚信。制度的笼子不一定能关得住权力，必须把权力也关进社会舆论的笼子，因为这个笼子比制度要细密多了，也公开透明多了。
中国的官员都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多数都曾怀抱理想、品学兼优。他们中许多沦为贪官污吏的原因，须要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寻找，包括官场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官场同流合污的同伴压力往往难以抵抗，官员还无时不在被社会腐蚀。这种腐蚀力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在官场和社会上造成一个个道德的黑洞。宇宙的黑洞使光线无法逃脱；同样，很少有官员能够逃脱道德的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