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观察到，自1970年代起，围绕“两国方案”的外交进程与国际努力日渐清晰，其规划主要是以1967年双方边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为基础，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国比邻而处。这一规划自1970年代中期起，便在联合国大会上连年获得压倒性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简称巴解）也从原本的强烈抨击，转为“愿意在临时基础上接受两国方案”。
然而，《奥斯陆协议》没能取得以巴民意的压倒性支持，哈马斯等组织痛批阿拉法特出卖民族尊严，拉宾则被指责放弃了“应许之地”，并在1995年被以色列极右分子暗杀。结果以色列没能依照协议完整执行撤军，哈马斯等激进组织也未停下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最后连阿拉法特都为与哈马斯竞争影响力，而纵容法塔赫的武装组织阿克萨烈士旅袭击平民。结果《奥斯陆协议》签署七年后，第二次大起义爆发，“两国方案”的尝试宣告失败。
只是讽刺的是，哈马斯本身曾是“两国方案”的强烈反对者，这次事件更是暴露残酷真相：流于空谈多年后，“两国方案”已经死亡，“一国统治”则是无可否认的现实。
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哈马斯的闪击出人意料，舆论因此质疑以色列情报系统失灵，诸如“以色列九一一”“以色列珍珠港”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但从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的视角出发，这次袭击是“对以色列压迫的反击”，哈马斯虽只是反抗势力的一支，不能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却毫无疑问是以巴冲突的重要行为者。因此，这起事件除了阿克萨洪水行动的代号，也被称作“第三次大起义”（Third Intifada），是继1987年第一次大起义、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后的新斗争。
简单来说，定居点的扩张已经积重难返，撤离约旦河西岸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再来，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血仇导致以巴双方和平阵营的崩溃，以色列右翼成为主流，内坦亚胡即便贪腐丑闻缠身都能重返政坛；巴解的领导威信则持续下降，民众视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为“以色列维稳机器”，路线激进的哈马斯则收获大量支持，导致谈判进程失去了影响力。
接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加速了“两国方案”的崩溃。出于在中东培植代理人的战略需求、国内亲以游说团体势力强大等因素，即便以色列自1967年起便以定居点持续蚕食巴勒斯坦领土，美国都未让以色列停下并吞，也没能迫使以色列为和平做出必要的牺牲。久而久之，以色列也开始相信，自己能在不影响美国支持的情况下采取任何政策，右翼的定居点立场愈发强硬，支持群也在扩大，而温和派虽持续警告，过激政策可能影响美以关系，却因现实不是如此发展，而渐渐失去了影响力。
但以色列的立场与各方并不同调。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面临抉择：放弃大以色列（Eretz Yisrael）的梦想，从约旦河西岸撤军，或是在战胜的既成事实上，遂行无限期的占领与吞并。而从后续发展来看，以色列明显选择了后者，接着陆续吞并东耶路撒冷、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其他巴勒斯坦领土，并对两国方案相关谈判冷漠以对。
首先，以色列政治左翼衰微后，右翼重回执政，与哈马斯的冲突自2000年起愈趋强烈，而以方的策略基本上可以总结为“铁墙”（Iron Wall）政策，也就是展示以色列有能力压制任何攻击，同时积极与阿拉伯国家开展互动，让各方习惯铁墙的存在。而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攻击恰好给了以色列形塑“新大屠杀”叙事的机会，政府借此提醒民众“非犹太人不可信”，并暗示巴勒斯坦人是犹太人的“永久威胁”，再加上军事打击的成功，以色列右翼不断垫高对领土、安全和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合法性的要求。而其最终结果，就是让“谈判”成为以色列舆论中的负面词汇，让“两国方案”的民意市场严重流失。
10月7日，哈马斯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占领多处犹太定居点、掳走平民，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随后宣布与哈马斯开战，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以巴首次进入战争状态。
1987年巴勒斯坦发动第一次大起义，以色列似乎受到刺激，终于愿意坐上谈判桌。与此同时，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面临政治上的内外挑战：对内，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等路线激进、宗教色彩强烈的新势力崛起，这些势力反对“两国方案”，唯一支持推翻以色列，开始不服以阿拉法特为首的世俗“温和”势力；对外，阿拉法特在1990年的波斯湾战争中贸然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结果触怒了美国与科威特、沙特等国，所获金援大幅减少。因此不论对内对外，阿拉法特都需要一个表现机会，既巩固自己在巴勒斯坦的领导威信，也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而这便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的诞生背景。
总体来说，《奥斯陆协议》有以下几个成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西岸和加沙地带部分地区进行有限自治；国际社会承认巴解是以色列在以巴谈判上的合作伙伴，以色列也与巴解相互承认；以巴双方开始针对“两国方案”下的以巴边界、以色列定居点、耶路撒冷地位、以色列维安权与巴勒斯坦自治权共存、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权展开谈判。
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领导层的立场在1970年代末转向，接受了与以色列并肩立国的想法，愿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仅存领土上建国。而这一历史性妥协，意味着巴方领导人淡化了斗争的“反殖解放”色彩，从坚持意识形态走向合乎国际共识的无奈务实。简单来说，巴勒斯坦的势弱与退让，便是“两国方案”之所以可能的时空背景。
最终，在大国政治的棋盘上，各方面对巴勒斯坦议题只见政治、地缘、军事利益，而无务实解决的诚意，也就导致冲突持续难止。从“两国方案”到一国现实，以巴双方已走过半个世纪，而在下一个50年，如果国际局势仍是如此，巴勒斯坦人要争取的，或许就不是建国这般遥远的幻梦，而是最基本的生存权与人身尊严。
如果第二次大起义只是象征“两国方案”的挫败，那么上述两重脉络形塑的当今现实，便是“两国方案”的实质死亡。
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巴勒斯坦地区，其实只存在一个国家，名字叫做以色列。哈马斯发动的“第三次大起义”，固然无法解决“两国方案”已死的现实，甚至可能让情况更糟，但国际这些年只会空谈“两国方案”，即便“两国方案”死亡的事实已如此明显。
在这一过程中，由以色列“一国统治”的现实也逐渐巩固。截至2023年，约旦河西岸的土地面积有9.3%为定居点、20%为军事禁区、20%被以色列宣布为“国家土地”、9.4%位于隔离墙与1967年的边界间，总共有约60%的地区处于以色列控制下，导致近30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A区与B区（占约旦河西岸面积的40%）中支离破碎的“岛屿”上；加沙地带虽自2007年起被哈马斯占据，却也同时被以色列严格封锁，且哈马斯无法控制加沙地带的海岸线、领空与边界，让23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缺乏水、电、药品的拥挤环境里。
回顾“两国方案”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计划：占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获得55%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容纳未来移民，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获得45%领土。可想而知，这一分配被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所接受，但被阿拉伯领导人拒绝，战争随后爆发。
尽管事件本身出乎意料，国际的反应却不令人意外：美国、伊朗各自对以色列与哈马斯表示了支持，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口头“支持”了巴勒斯坦，同时出于对哈马斯的长年厌恶，谴责了“伤害平民的行为”。再看非中东地区的多数国家，立场偏向美国的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相对同情巴勒斯坦的，便与联合国一起呼吁“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
“两国方案”为什么死亡
因此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巴勒斯坦地区，其实只存在一个国家，名字叫做以色列，只不过这个国家实行种族隔离，一部分人群拥有形同特权的公民权，一部分人则被剥夺基本人权，但在后面这群人中，又存在不受控制的武装“准国家”实体，并且受到伊朗的军事支持。
从和平进程的角度来看，这一协议是以巴对“两国方案”的尝试；从阿拉法特的立场出发，这一协议确立了巴解与自己对内对外的“巴勒斯坦代表”地位；从以色列总理拉宾的视角来看，这是工党等以色列左翼安全观的落实机会，也就是以“土地换和平”。
“两国方案”为什么曾经可能
（转载自《香港01》 作者是台湾中东问题研究者）
有影响力国家无诚意解决困局
而哈马斯发动的“第三次大起义”，固然无法解决“两国方案”已死的现实，甚至可能让情况更糟，但国际这些年只会空谈“两国方案”，即便“两国方案”死亡的事实已如此明显，各方仍抱着陈年口号不肯求变，同样让情况走到了今日境地。而真正对冲突双方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对于困局的解决毫无诚意：美国极尽虚伪，一面纵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一面表示自己支持“两国方案”，既要政治正确、又要政治利益；伊朗也不遑多让，表面上高举“支持巴勒斯坦”的大义旗帜，不断协助哈马斯武装，其实用意就与当初培植黎巴嫩真主党所差无几，目的是为伊朗在中东的地缘利益服务，扩大在各冲突热点的影响力，形成伊朗渗透的既成事实，而非解决冲突。
如今，“定居者运动”在以色列政治中具有可观影响力，任何政府要让近70万定居者从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撤离，都必须付出极高的政治代价，这也就意味着重回1967年边界的难度极高，2018年通过的《民族国家法》，更是迈出在法律上吞并西岸的步伐，意图追认非法定居点的合法性。
在此之后，“两国方案”的前景愈发黯淡。
这次冲突导致70万阿拉伯居民逃出巴勒斯坦，以色列则进一步侵吞土地，1949年以色列、埃及、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签署停战协议时，以色列已经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78%的领土。此后阿拉伯世界持续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否定以色列的建国合法性，但经历多次战败、全球左翼衰退、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退潮、毛主义武装转向圣战士的时代变化后，巴勒斯坦议题声势不再，不仅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力道下降，全球关注度也持续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