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得益于南非极具勇气的信息自由披露要求，以及其他已经得到证实的泄密事件，我们现在得知那些大型制药企业是如此奴颜婢态，以至于它们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收取的药物价格，甚至高于给发达国家的报价。一些企业还坚持要求它们的大部分产品，从生产它们的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到欧洲，即便那些生产国的民众也迫切需要相关药物。

我们也不能相信发达经济体会在形势需要时，提供紧急资金。在当前谈判中，即使是让它们做出预先承诺，也是难上加难。同样，为了领先于未来的威胁，我们现在就应动员必要的资金，并为它们的分发制订明确的规则。即使一些政府不太可能立即提供融资（世界不应对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抱有任何期望），但仍有可能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通过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渠道提供资金。

更糟糕的是，虽然发展中国家政府受到严格的合同义务的约束，但这些企业本身却连达到及时交付所承诺的物资这一最起码的要求都不必。它们坚持保密（基于一些现在已经清楚的理由），即使这意味着违反一国的透明度法律。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得不在拯救公民生命和维护民主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作为妥协，至少有一个国家选择购买俄罗斯疫苗。对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则是唯一可能的供应源。

英文原题：What Pandemic Preparedness Would Look Like

但这难道不是在陈述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吗？尽管一些人称赞这项协议是“历史性的”，但各国政府却未拿出与之匹配的坚定承诺。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3.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国际公司税改革独立委员会联合主席）

在冠病疫情期间，我们将制药企业的利润置于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命和福祉之上，这是不道德、可耻，且适得其反的。只要放任病原体在任何地方蔓延，就会存在出现危险新突变毒株的风险，并威胁到所有人。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争取人心的美国及欧洲盟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暴露了自身民主制度的弱点。世界其他地区看到的是，一众被大型制药企业彻底俘获了的政府，将药厂利益置于自身安全之上。

然而，在冠病危机期间，我们看到即便美国这类最强大的国际治理倡导者，也没有在违反那些被视为与自身直接利益相冲突的规则和规范时，表现出多少悔意。限制一些人员的流动以遏制病毒传播是一回事，但阻止与冠病相关必需品的出口，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尽管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沙斯（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伊波拉、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禽流感等较小规模疫情的警告，人类却还是被冠病疫情打了个措手不及。在认识到传染病所可能构成威胁的真正本质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甚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成立一个全球卫生安全与生物防御专责小组。但继任者特朗普却凭借其无限智慧把它解散了。

鉴于我们很有可能会在或迟或早的未来遭遇另一场疫情，国际社会正确地组织了一场关于下一回如何能做得更好的讨论。上个月，联合国关于大流行预防、防范和应对的高级别会议，发表了一份被誉为里程碑式的“政治宣言”。正如疫情行动网络组织（Pandemic Action Network）联合创始人卡罗琳·雷诺兹（Carolyn Reynolds）所说的，这份长达14页的草案承认，对疫情的预防、防范和应对“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卫生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和全球安全以及经济问题。像气候变化一样，流行病是一个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和对人类的生存威胁，因此也须要得到同等级的对待”。

我们已经知道下一次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在冠病传遍全球后，贫穷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无法获得富裕国家囤积的药物而死亡。我们须要放弃与大流行病原体相关的所有知识产权，包括疫苗、测试、个人防护装备和疗法，以及所有人都承诺分享技术，并提供所有必要的资金来帮助贫困国家。

我们必须为在下一回做出更公正、更包容和更理性的应对打下基础。面对这一紧迫任务，上个月的联合国会议还远远无法满足所需。

任何理性的做法，都必须从承认控制疫情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开始。鉴于富裕而强大的国家显然无法在危机期间信守承诺，合理的解决方案应该是确保世界各地都拥有生产抗疫产品的能力，并消除各国这样做的可预见障碍。这意味着就强有力的知识产权豁免达成一致，并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对付任何错误地阻挠其他企业使用特定知识产权（包括将产品出口到第三方发展中国家）的制药企业。

要未雨绸缪地应对未来的威胁，一些相关技术应该现在就转让，政府和企业必须承诺当未来出现病原体时，为可能需要到的任何额外转让提供便利。政府应该有工具和法律权力，来强迫或诱使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分享这类技术，而且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权对相关情况实施起诉。话虽如此，全球执法机制薄弱，我们在冠病疫情期间，已经看到全球北方国家是如何违反国际规则和规范，而且无须承担任何后果。这就是全球南方必须拥有生产和药物开发能力的原因。

此处，还存在一个交换条件，因为对未来任何病原体的控制都需要数据，因此我们须要所有国家承诺共享数据。但在冠病危机期间，当南非发现冠病病毒的一个新变种时，它实际上遭受了惩罚：其他国家的反应是对该国实施旅行限制，尽管不清楚这一变种病毒起源于哪里，或是否在其他地方更为流行。这一事件为下一次疫情设定了一个潜在的灾难性先例。应制订措施鼓励各国保持开放；确保获得技术和紧急资金，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