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投资者大股东等不及了，在投资者退出的情势下，WeWork回天乏力，只有破产重组。
WeWork创造的共享办公模式以人员的多样性、空间的开放性、时间的灵活性取悦于创业公司和个人，一经问世，便获得市场垂青。风投也争先恐后给WeWork塞钱壮威，孙正义的软银集团对其投资总额超过106.5亿美元。
一旦经济恢复向好，共享办公模式还是大有希望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WeWork的成败集于诺伊曼一身。
所以说，共享办公模式前景可期，前提是企业须要审慎面对当前处境，要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趋势，修补完善商业模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并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类型客户的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
不可否认，WeWork就是二房东的角色，但这个二房东在春和景明的经济条件下，利用大众创业激情高涨、社会就业十分充分的有利条件，风生水起，把业务做得红红火火。巅峰时刻，WeWork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都设立分公司，多次进入全球顶尖初创科技公司排名。这可不是自吹自擂的。
作者是中国财经媒体专栏作家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
共享办公模式前景可期，前提是企业须要审慎面对当前处境，要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趋势，修补完善商业模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并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类型客户的需求，提高市场竞争力。
但是，共享办公模式有一个软肋，就是一旦经济萧条，创业凋零，就业萎缩，租借共享办公室的客户就会锐减，导致租金收入和租赁成本之间的不匹配，二房东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WeWork公司11月7日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新泽西州美国联邦破产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
贵为国际共享办公霸主，WeWork市值最高估值曾经达470亿美元，是全球顶级投资人热烈追捧的独角兽，曾被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誉为“下一个阿里巴巴”。可是，此一时彼一时，WeWork已沦为孙正义手中一个烫手山芋。
不差钱的WeWork像一匹野马在奔驰，10年后，业务遍布全球。数据显示，2020年底，WeWork在全球超过150个城市有850多家门店，工位数超过100万个，会员数量超过45万，营收超过32亿美元。
当下，WeWork中国在中国本土的业务正有序开展。今年7月，WeWork中国在上海央视国际传媒港落地了最新产品线“励帷”，该项目三个月便实现满租；好世界商业广场社区的二期项目也将开业。自2020年开业以来，该项一期项目一直处于满租状态。可见，同样的共享办公模式，境遇却冰火两重天。
事实也如此。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截至2023年一季度，WeWork的收入约为8.4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净亏损为2.99亿美元，比上一年减少了2.05亿美元。随着疫情解除、全球经济缓慢复苏，WeWork将渐渐走出困境。
所谓共享办公模式，是一种将传统办公空间转变为开放式、多功能和协作式的工作空间的创新模式。共享办公不仅提供基本的物理设施，如桌椅、电源、网络等，还提供诸如啤酒、茶水、复印、会议、休闲、卫生等一系列公共服务。
2010年，一个叫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的年轻人从美国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纽约曼哈顿闲置不少写字楼这一萧条景象中发现了商机。他低价租入一些空置房间，改造为小型办公室，再转手出租给需要灵活办公空间的创业公司或个人。这便是WeWork创造的共享办公模式的由来。
从内部管理来说，创始人诺伊曼的管理风格和公司内部文化是导致破产的重要原因。诺伊曼既是一个敢于冒险、扩张、投资的人，又是一个敢于花钱、享乐、炫耀的人，过于自信、自私、自我中心，滥用权力、挥霍财富和违反道德，最终失去对市场的正确判断，也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在2019年被免职。
虽然WeWork落败，但不意味着共享办公模式的衰败。当WeWork焦急地等待破产重组时，大洋这边的WeWork中国却十分淡定。11月7日上午，WeWork中国发布公开信称，WeWork在美国与加拿大做出的重大战略重组决定，与WeWork中国没有任何关联。事实上，WeWork中国早在2020年末就与WeWork分离，并拥有独立经营和管理能力，而非WeWork的分公司或子公司。
但是，野蛮成长带给WeWork的是一张浮肿的脸，无序扩张导致长期租入成本高企，短期租出收入有限，加上三年疫情的折腾，严重挤压了创业空间，又赶上美联储不断加息，提升了债务利息成本。结果是成立至今，从未有过任何盈利，反而是亏损不断。据统计，2016年至2022年，WeWork累计亏损149.6亿美元，只是依赖风投不断输血，勉强维持到今天。
从初出茅庐到风光显赫，再到黯淡失落，WeWork走过13年历程。墙倒众人推，有人把它的破产归咎于共享办公模式。但寻幽探微其中，发觉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可以预测，只要坚守，共享办公模式一定会重新迎来它的高光时刻。
因此说，把WeWork破产归咎于共享办公模式，是有失公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