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表明，基辛格任国务卿时曾公开表示，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就是一群谋财害命之徒，但美国仍会与他们打交道并建立关系。里根在当政期间应对苏联集团的过程中，不断谴责苏联是邪恶帝国，并呼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倒这座墙”（注：指冷战期间的柏林墙）。
对基辛格的无奈和感叹，可能会有不同解读。有的说因为中国现在强大了，美国自己不平衡，于是中美关系发生重大改变。此说可能政治正确，但并不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两大判断标准可以参考。首先，什么是中国强大？现代文明应该包含普通人民和个体的强大，否则就不是真正强大。再者，美国是资本主义主导，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可以创造财富。如果想搞其他主义也行，但也必须能创造财富，而不是整天瞎折腾些子虚乌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
源自黑格尔哲学“存在即合理”
相比之下，194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没那么幸运。赫尔利曾因在抗战胜利后试图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分歧冲突，避免中国发生内战而闻名。在1945年，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和蒋介石谈判过程期间，曾一路陪同，在多个历史镜头中曝光的那名高个美国人，就是赫尔利大使。设想如果当时国共和谈真的成功了，中国组成联合政府和平建国，赫尔利不就顺理成章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而且他对中国发展的功德和贡献，还会大大超出基辛格的级别。
笔者以为，基辛格深重的感叹，当然渗透着他的洞若观火，即当今中国正向着去改革开放的危险路径滑去，而此路不通。如此下去不仅贻害中国，也令中美关系前景黯淡。在漫长的隧道中，世纪老者基辛格已经看不到光。
中美关系50年无根本改变
在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美国从1972年到2018年接近半个世纪的“接触与合作”政策，就是始于尼克逊和基辛格的定调，期间虽也历经不少风雨和困难，但并无发生根本的改变。2018年以后，美国政治和主流社会判定过往美国的对华政策方针已告失败，从此里根主义在对华政策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且并未因政党轮替而改变，反而是愈演愈烈。这也是为什么基辛格近年来曾发出感叹说“中美关系已经难以回到从前”。
美国在冷战历史阶段真正的不战而胜，最终是靠里根主义，而非尼克逊主义或基辛格风格。中美关系解冻本身固然是件好事，但双方又难以取得更多更大更高层级的契合。基辛格风格式的实用主义政策，也让美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仅此而已。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期间，一手严厉打击伊斯兰专制政权及强人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和伊拉克的萨达姆，另一手则更主动有力地与苏联集团周旋博弈，从外部支持策应苏联集团的内部变革，直到苏联在1991年底解体崩盘。这也就是说，美国在冷战历史阶段真正的不战而胜，最终是靠里根主义，而非尼克逊主义或基辛格风格。
中美关系解冻本身固然是件好事，但双方又难以取得更多更大更高层级的契合，因为中国当时依然坚持文革意识形态和极左政治路线，而基辛格风格式的实用主义政策，也让美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仅此而已。只有当中国在1978年底终于抛弃文革愚狂，开启改革开放之后，中美关系才得以真正实现正常化和大发展。
但事实表明，当1977年基辛格下台时，苏联集团仍然如日中天，不久后还悍然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而当时的美国却对苏联及其他反现代文明势力反击无力，包括1979年伊朗复辟政教合一的野蛮封闭国家统治，并公然袭击美国大使馆及扣留人质。但当时的卡特政府多少还受到些“基辛格风格”的影响，在危机处理中立场偏于犹豫妥协，试图主要靠与伊朗谈判解决问题，最后尝试武力解救人质的努力也失败，令美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力遭受重挫。
“基辛格风格”是从黑格尔哲学“存在即合理”的基本判断出发，主打现实问题和实用主义，在国际上重在维持、协调与缓和现状，而非特别强调要做出某些重大的改变和战胜对手。基辛格当权时的顶头上司，总统尼克逊在1988年曾出版著作《1999，不战而胜》，其中也重点描述了这种类似与对手不搞直接对抗冲突，而是要靠“接触、交往、影响”的外交理念。
美国外交界巨擘、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11月29日辞世。记得1990年代初，笔者曾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研究外交政策的教授。当时中美关系正处空前低谷，中国政府赶紧求助于基辛格，希望就中美严重分歧进行疏通化解。当时笔者告诉这位美国教授，基辛格博士最近发表了某些见解，哪知教授一挥手，称“基辛格已经过时了”。
在上述历史总体框架和思维演变过程中，也不难发现1972年初中美关系破冰之旅的真实性质。
有人会问，基辛格为何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应该说基辛格的运气好，在他主政期间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属于全新格局的开创者之一，之后他虽不再主政，但又幸运地碰上中国长达40年改革开放的盛世和辉煌，中美关系不断发展增强。在这样良性的大环境下，也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能比较顺利地做下去。
“基辛格已经过时了”？这个宣示对当时中国方面而言，感觉相当错愕。基辛格本人确实在1977年后就远离公职，他的政府外交生涯（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的高峰阶段，主要是在1970年至1977年。在此期间，他为了美国的利益安全，和驾驭冷战国际格局穿梭奔走，纵横捭阖，折冲樽俎。包括与当时苏联签订系列军控与“缓和”（Detente）协议，以及为中美关系破冰，促成美国总统尼克逊1972年首次访华之旅。于是对中国外交界而言，基辛格堪称美国外交界的教父级人物及“熊猫派”中国通。
里根政府在1982年主政后，一改过去10多年美国的管控式外交风格，开始追求优势和胜利。里根曾公开表示：“我所主张的美国对苏联政策很简单，有些人可能认为太简单了，那就是美国胜利，苏联失败。”
今天再回首，所谓“基辛格已经过时了”之说应该是有欠准确。比较客观全面的评价，应该说“基辛格风格”是美国在战后整体外交哲学和实践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比较好的概括，即尼克逊和基辛格的主体外交风格是“管控冷战”，而之后里根和老布什的主体外交风格是“赢得冷战”。二者在哲学上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奉行所谓“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也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后者强调价值观区别与道义博弈，典型之一就是所谓人权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