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代的眼光与经世致用、讲求实际的谋略并不容易合体，但国际关系中把超前的洞察力与现实主义的态度合二为一，却是基辛格的拿手戏。
这是基辛格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一招。他坚信对话的力量与妥协的必要，而且越是困难时，越遇复杂的态势下，越特别强调。这在他为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时与中国签署《中美上海公报》的努力中尽显无余。当时已经隔绝关系20余年的两个国家间，并无太多最大公约数。尤其在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上，中美双方在公报措辞上的意见争执不断，美国在当时尚维持着与台湾外交关系的背景下，很难做出迄今美国一直承诺的一个中国应允。而基辛格则在与中方反复的交谈中，最终把“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的妥协性表述写入公报，找到两个大国间的最大公约数。51年之后，基辛格以百岁之躯现身北京，更是在中美关系异常严峻困难的情况下，释义对话与妥协的必要。
在基辛格任内，美国摆脱了越南战争的泥潭、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与苏联等一众“东方阵营”国家实行了“缓和”政策，造就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堪称最辉煌的成就，也几乎“重塑”了世界格局。把这样的成就全部归之于基辛格一人显然不妥，但借用一句老话，不得不承认：光有基辛格，类似的成就未必能铸成；但没有基辛格，如此的成就绝对不会浮现。
美国政治学者艾米·戈特曼（Amy Gutmann）、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曾经把“妥协”定义为“有原则的审慎（适应形势调整原则）以及相互尊重”（《妥协的精神：为何治理需要它而竞选破坏它》）。正是靠着“有原则的审慎（适应形势调整原则）以及相互尊重”，基辛格创造了无人能及的外交成就，这在他生前遍及世界的穿梭外交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例证。
适当妥协
从19世纪着力于外交关系研究，到先后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再到离任政府官职之后，不以固定的原则或意识形态束缚手脚，不相信完全依赖硬实力能够折服世界，一直左右着基辛格的外交理念与国际观。他既能以先觉的意识为打开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秘密访问，也可以与越共领导人黎德寿握手言和，签署了美国与越南的停战协议；还愿意把美国从冷战“十字军战士”和道德“斗士”，拉回到以现实国家利益决策外交政策的基点上。这样的理念使基辛格注重用均势理论设计和把控国际格局，力求使激烈竞争的不同国家间，能形成某种相对的力量平衡，由此维持世界和地区局势的稳定。2023年7月，已经100岁高龄的基辛格又一次踏上中国，在中美两国间不遗余力地呼吁尊重现实，力劝客观地、不凭感情地去处理双边关系，防止发生对抗。
所以，基辛格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理应接受他所留下的遗产。
从历史上看，腾挪移转得当的国家或富于战略思维的政治家，立足的都是客观现实。他们以自己务实的甚至是退一步的勇气与担当，往往会在避免冲突扩大或争执再起的同时，把自己国家带入海阔天空的境遇，进而也造福世界。
现实主义
被美国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史上最伟大国务卿”的基辛格，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其实丝毫不亚于对美国国内——如果不是胜于的话。法新社在对基辛格一生的评价中提及，他在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无人能及”，表明了他的影响力，也令世人不能不忆及他留给世界的三大遗产。
“战略眼光”的了得之处不在于逞一时一事之能，而在于经得起历史检验，即越是随着时间推移越被证明其远见卓绝。所以中国人数十年间始终以“老朋友”称之，俄罗斯强人普京也在基辛格去世后直言：他是一位“睿智且有远见的政治家”。
当然，基辛格本人并没有以战略眼光、妥协或现实主义来诠释自己的主张，但大大小小的国家和五颜六色的政治家，对基辛格留给世界的这些遗产及其价值，当然是明白的。如何不再纠缠于一己之利与人间大义间的权衡，为世界和平、国家间关系的和谐与普罗大众的最大公约数计，是他们应当更多考虑的问题。
揉战略眼光与现实主义于一体，离不开高超的柔术。基辛格柔术的核心是该妥协时能选择必要的妥协。
毋庸置疑，基辛格全部的外交活动与运筹谋划，都是基于美国核心利益的需要，服务的是美国利益，就连他起初到中国引发世界震惊的那场秘密外交，也是为了联合中国对抗当时的苏联。但战略眼光讲究的是处实效功，以长远的结果论得失，为长远的历史所证明。基辛格做到了，无论人们怎么评价他的出发点，落脚点却是带来了国际关系的空前“缓和”。
基辛格超出常人的地方在于何处？窃以为首先即是具有预见性、统领性、全局性的战略思维与眼光，并借此确定左右胜败的谋略、布局与对策。在帮助结束越战、促进与中国建交和推进世界范围内“缓和”政策等方面，基辛格当时面临的反对声势，并不亚于支持的力量，否则他就不必在秘密到访中国的“波罗”行动中，为脱开记者的尾随，以肚子痛为由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北京了。
战略眼光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
复杂国际环境下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关切，也有各自必需的利益。如果国家间的相处都只强调一己之利，今天这个地球估计早就不存在了。以适当和必要的妥协，寻求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是为过去的历史，也必然会为今后的历史不断证明了的公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