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让年轻国人可以通过华校生的分享，理解不同的个人故事，明白背后复杂的来龙去脉，从而让华社的年轻一代更细致且成熟地去看待我国这一段特殊历史。
除了观影，我还参加了映后对话会。对话会上发言的观众多半是平时讲英语的年轻人，以及受英语教育的电影人。现场少了南大生的发言，我觉得有点可惜。之后我也推荐同学观看，但大家似乎都对梁朝伟与刘德华主演的《金手指》比较感兴趣。
在我现在看来，编剧兼导演将主角塑造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可怜人，的确有损整体南大生的形象。我身边的师长前辈很多都是华校生，而成长在一个讲华语环境的我，对他们那一代人是绝对敬佩的。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积极与坚毅，和电影主角的态度确实截然不同。虽然如此，我认为观众在某些程度上，也应该尊重导演的艺术选择。尽管我们无从得知创作过程的实情，但我大胆设想，导演也许是希望通过主角的塑造，来更有效地烘托当年政策的不公平。例如，身为建筑师的男主角不被允许参与属于自己专业的项目设计工作，被迫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来书写工程进度报告，以及男主角家中闲置着的画图版等等。当然，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上周看了本地名导唐永健的作品《大风吹》。虽然曾在书本和报章上读过和那一段历史相关的叙述和资料，但总的来说，我对当时的人与事都不算是特别了解。之所以决定走进电影院，是因为自己对华文华语在本地没落的议题感兴趣。看完电影，我最直觉的感想是《大风吹》是一部勇于触及敏感议题的本地电影，导演愿意探讨我国那一段历史，并直接在大银幕上指出当时社会的不公平，让年轻一代新加坡人有所理解和体谅，精神可嘉。
展望未来，华人应该如何在华文华语迅速没落的情况下，定位自己的身份认同？语文政策的改革是否达到李光耀所期盼的“让母语文化承担社会教化、塑造民族历史和文化认同意识”的功能？以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主导语言的预设，作为设计本地双语教育政策的基石，是否百分百准确且科学？我们如何看待投资家罗杰斯所说的“新加坡人英语烂华语也烂”的窘况？
首先，让华校生有一个正式且庄重的平台，分享自己以及身边人的故事，从而达到群体疗愈（Community Healing）及情绪疏导（Emotional Catharsis）。
上周五翻开《联合早报》，读到南洋大学毕业的华社前辈就电影发表的两篇评论，发现她们的观后感和当时在场多数年轻人有着天渊之别。两位作者都认为电影通过角色的塑造，为华校生的遭遇以及消极的态度做出了错误且偏颇的呈现，极可能造成不了解这段历史的年轻人因此对华校生的牺牲经历产生偏离事实的理解。
再者，让政府检讨语文政策转弯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整体得与失。值得检讨的问题很多，例如华校生的后代如何看待华文华语？隔代沟通、家庭凝聚力、祖孙感情以及文化传承，是否因语言政策改革而受到影响？
笔者认为，在新加坡即将迎来新的领导团队，全国正准备迈入4.0的此刻，这些发生在半世纪前的社会不公，有必要受到官方正视。就《大风吹》涉及的具体议题而言，其中牵引出的其他议题包括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以及我们在朝向发达国家的路上，如何敏感且带有同理心地处理社会的集体创伤。我想借此抛砖引玉，呼吁有关当局以及各界专家探讨如何展开一系列的“疗愈性对话”（Rehabilitative Conversations），以达到三个目的。
不同年龄层对同一部电影有那么不同的回响实属正常，并也直接表达了一个事实：当年政策上的不公平所带来的创伤以及社会影响，并没有很好地被处理，导致被影响的群体以及更年轻的国人之间，存在一道互不理解的鸿沟。
这些观点也为我评价这部电影提供了多一个反思角度，而我的观点也因为这两篇文章而有些改变。我仍在整体上对电影给予正面评价，因为这是我看过最直接探讨华校生议题的本地电影，而我自己也被主角在职场上所遭遇的无奈与悲愤所触动。但是，看了早报这两篇文章后，我开始思考《大风吹》是否未能达到为华校生发声的初衷，而沦为只是一部以华校生为主角的社会写实片？
（作者是本地AI法律科技起步公司创办人）
其实，根据我参加映后座谈所得和各界评论，我认为更值得探讨的是这部电影在观众当中所引起的两极化反应，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议题。
本地华社群体逐渐多元化，我倡议的这项对话，将有助于巩固华社内部不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以及身份认同。处理这个历经半世纪，如今悬而未决的社会议题，是第四代团队“齐心协力，共创未来”号角彻底响起前必要的前奏。政府有责任给予华校生一个交代。给予那一代人叙述心声的机会，是我们作为逐渐成熟的发达国家，对被政策牺牲但仍对国家有显著贡献的国人，所应该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