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是能增强对现有的网络能力、超音速飞行体、精密制导导弹、机器人武器、潜艇作战的手段，因此军事智能化使国家对防御系统的攻防平衡更倾向于攻击性。还不成熟并容易引起事故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因而被编制到攻击性武器中。事实上，解放军的无人机在东海和台湾周边海域的出现频率不断提高，不仅是巡逻，还承担导弹制导和攻击任务。在这些海域活动的无人机，如果过早使用人工智能的话，不仅会对周边各国造成威胁，还会增加无意中发生冲突的风险。
解放军为实现习近平所提出的强军目标，不会停止“军事智能化”的步伐。在攻击性人工智能武器和人工智能对抗武器对国际安全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之前，需要促进旨在制定国际规范的对话。
另外，为了兼顾服从党的统治和强军目标，解放军正致力于增强阻挠他国军事人工智能化的能力。解放军鉴于其他军事大国正在推进军事智能化，不仅有通过人工智能回避检测和隐匿技术等防御性人工智能的对抗能力，还有降低敌对国家机器学习功能的数据投毒，以及正在推进获得对推理数据附加噪音的网络攻击等攻击性人工智能的对抗能力。这样的措施，会提高他国误认和错误的风险概率，以及他国军事人工智能化的成本。
当今，各国在加速发展军事人工智能化。威权主义国家军队的人工智能军事利用，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将是一个重要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中共十九大演讲，公布在强军目标下加速“军事智能化”的方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人员和军工企业就军事智能化进行了讨论，力图更新装备和创新军事战略。中国通过动员组织力量、制度基础、物质资源，在军事人工智能化方面比民主主义国家更有优势。事实上，中国已经推出了比美国更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战略文化，会为军事智能化会带来什么风险，尚不明确。
作者是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员
军事智能化的主要作用是加快作战节奏，并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进一步实现指挥控制的自主化。军事智能化的终极问题是人与机器协同的平衡，即让人工智能多大程度参与人类战略的决策过程，或者赋予人工智能多大程度自主决策无人武器。在复杂的军事情况下，如果人工智能可证明有超越人类的处理能力，国防官员将更加倾向于信任算法生成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风险是，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处理过程的监督，可能会变得不够充分，人与机器合作中的责任共享意识，可能会变得薄弱。人类的警戒心下降，很可能导致作战上的失误和事故风险增加。特别是人工智能不擅长理解人类的信号传递，尤其是降级信号。这是民主国家和威权主义国家都可能发生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另一方面，习近平向军队要求的强军目标这一政治压力，会增加军事智能化所带来的风险。习近平统治下的士兵如果违背雄心勃勃的强军目标，就会有阻断政治生命的风险。在这样的压力下，解放军干部为取得某些政治成果，有可能在控制和安全问题上还没得到充分解决的情况下，就推进先进武器的智能化。
人与机器的协同平衡，从维护体制稳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难题。在中国，中共为了控制党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比起军事合理性更优先政治合理性。重视体制安全的习近平，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统治，增加了中央军委中的政治军官，重视军队中的政治思想教育。随着军事智能化带来的节省人力，具有提升单兵军事能力的倾向，所以解放军内部有意识要敲响进一步强化政治思想教育的警钟。从维持政治体制的观点来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牺牲一定的军事合理性，推进军事人工智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