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案例在东南亚也不少，缅甸、柬埔寨一直都是鱼米之乡，今天的年轻世代却没有好生活，俚俗地说就是掌权者太无良，政治始终走不到为民服务、与民分享的正轨上，反倒是掌权者的家族和朋党坐拥金山银山。

各国政党普遍不敢忽视年轻选民，因为他们是社会中坚，今后投票的岁月还很长，不能留下负面印象。他们往往上有老下有小，是国家经济与劳动力的核心，既是纳税者也是社会资源需求者。他们对各种议题，理论上都会有热情和动力去关注。如果不是这样，不外乎几个理由：政策不错或方向正确，大致不会引起愤怒和不满（这是关注政治的最大动力）；政策不好不坏，这些人说不上来，工作家庭又够忙了，参与度因此不高；政策坏的错的太多，政治大环境腐朽严重，压迫太甚，年轻人感觉无望，选择躺平。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因此，年轻选票固然重要，但年轻人看得懂政党的口号或政纲吗？有没有自己的想法？能不能积极关心政治，珍惜投票权利，这些对民主制度的健全都很关键。年轻人思想的背后，都看得见某种意义的导师或社会楷模，无论是来自社会或是书本和媒体上的，但那些人真的能给出有意义的指引吗？特别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教育以及许多必须综合考虑酌情，加减乘除的复杂课题上。很多所谓社会楷模擅长搬用先进国家例子来游说本国人，却不能分辨其间的差异，或无法提出为本国量身定做的新思维。这在几十年前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无一例外。

在选民结构里，年长者的社会阶层基本固化，对于事业前景、家庭条件都差不多清楚了，满不满意的根本原因心里有数，对于政治党派或人物的好恶也有了定见，因此成为所谓的基本盘。反之，年轻世代对前程有憧憬，对得失更在意，他们对政策的闪失和不足更敏感，对政治的公平、贫富的差距更关注，对贪腐造成人民的困顿更不能忍受，因此也是最大的游离票来源。

验证政治好坏的一个标准是，如果多数人从年轻到老，日子越来越不好，政治肯定出了问题；反之则是走在比较对的路上。如果你还没看到未来的自己过得如何，看看身边的年长者也行。

但维护个人尊严、自由的民主制度是经过数百年东西方智者论辩与现实检验所肯定的价值观，以此为基础的政策道路当无疑问。除此之外的具体政策，都必须立足于现实。

无论贫富国家，这一世代很多问题其实很相似：就业、薪资、住房、托儿教育等等，而一切都可归结为经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分配决定社会政策能不能做得到、做得好。另一个影响他们的是政治。去年《联合早报》读者赵敏投文介绍一名尼日利亚旅客游览新加坡后的感言，就非常真实表现了政治对国家影响之深远。与新加坡几乎同时建国的尼日利亚，各方面资源强大无数倍，两国人民的生活却在几十年后相去万里，最大分别就在领袖素质与政治决心。

积极投票有个最低限度的好处，就是让政党清楚看到多数选民在乎什么，不要什么，选民表达的哪怕都只是与个人紧密相关的想法，也是政党制定政策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元素。

从各种调查和历史经验看来，年轻选票在每个国家都受到重视。年轻人或说中年以下人口，在各国所占比例不一，大致来说，从合法投票年龄到40岁左右的人口占三四成左右，比较特殊的是年轻国家如印度尼西亚，17岁到39岁的人口约占六成之多，几乎足以完全影响政治取向。这在婴儿潮时代并不稀奇，但现在比较富裕的国家都老了。

今年是全球选举年，《时代》杂志估计至少有64个国家加上欧盟，分别从年头到年底举行大选，涉及全球半数人口，应该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年份。

积极投票有个最低限度的好处，就是让政党清楚看到多数选民在乎什么，不要什么，选民表达的哪怕都只是与个人紧密相关的想法，也是政党制定政策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元素。欧洲国家投票率普遍不高，政党制定了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移民政策，长期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选民反过来要投选另一个极端政党执政以便抗衡，就是例证。

因此，年轻世代积极养成自学的习惯非常重要，因为政治与经济永远不能生搬硬套，关心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前程，进而探索国家前景，都须要先看懂自己的国情，而不是学教科书那样死记硬背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设想那是适合自己社会的道德与价值。当代很多具体政策背后所彰显的左翼社会主义价值，其实仍需要更长时间淬炼，包括激进的环保主义等等。

拒绝投票也导致民意无法完整呈现，特别是年轻世代，总因为无法看懂复杂的政治、不满意经济与生活现状或候选人而拒绝投票。然而不投票会导致政党与政客越来越投机取巧，以简单的政纲、口号甚至公开的谎言糊弄过选举期。他们一旦当选，不投票的人民反而要承受好几年甚至更长久的苦果。英国脱欧就是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