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丢掉“伟大领袖模式”的幻想。在这个巨变中的复杂时代，领导人之伟大产生于他的组织应变能力，而不是胸中的“成竹”。胸有成竹是自欺欺人，谦卑才是当代政治人物的基本素养。
形成生态的根本原因是干部任命制，使他们只能唯上，把上面侍候好就一通百通。县委办公室就可以定性马树山的举报“无事实依据”，并代替被“诬告”的县委书记报案，启动了整个程序。根据最新消息，这些政府部门有可能不用县委书记授意，就主动为他打点好了一切。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最后，可以参考美国的体制，将对公权的监督和调查的机构，从各级党委之下独立出来，像联邦调查局那样自成体系，与地方利益没有瓜葛，提高专业化的水平。
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种权力结构以及以此产生的利益结构在全中国基本相同。马案具有普发性，而事件的反转则属偶然。用官媒澎拜新闻的话：“如果一个地方的司法机关沦为打击报复不同意见的工具，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形成健康、正常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生态？……马树山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案件得到了媒体报道，引发了社会关注，最终引起了最高检的重视和介入。”
马树山从2023年12月9日被警方刑拘，到2024年1月2日被提起公诉，仅用了24天。公安局于12月28日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后者四天后即向法院提起公诉。这四天又恰巧遇到了元旦三天假期，也就是说检察院放假都没有休息，加班加点撰写起诉文书。各部门紧密合作，堪称天衣无缝。然而在更高的权威介入后，检察院公诉仅两周后就撤回，整个过程如同儿戏。这种高效率从哪里来的？
政治改革
在中国，所有的法规、制度、程序，都是威权下制定的，权力天生高于这些，也天生是它们的克星。如果顶层领导班子的“班长”同其他成员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是同事、同志或合伙人，这格局就会从上面一通而下，复制到底。权力就会碾压制度、程序、专业化分工和权力的制衡机制，就会形成各层各地各单位的一把手土皇帝一统小天下的格局。换言之，如果顶端的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笼子，下面也无法将权力关进去。尽管这些年在制度、规矩、法治建设上也颇处心积虑，动作频频，但建立起来的往往是沙盘模型。
接到报警后，公安局于12月9日对马树山实施刑事拘留。12月20日，县检察院批准逮捕马树山。28日，公安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涉嫌诬告和陷害罪，将马树山移送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者于今年1月2日向县法院提起公诉。马树山被羁押之后，律师曾申请对他取保候审，但于12月29日被检察院拒绝，理由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有社会危害性”。
第四，法治须要靠利益捆绑。律师和亚当·斯密的面包师、屠户一样，为追逐私利而产生了社会效益。不能只靠提高觉悟和加强理想教育来达到干部自律，要直面人性，共产党员不可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舆论与法治
第三，靠舆论或民意不能保证司法公正。在信息网络时代，舆论监督容易被操纵、极端化和形成暴民统治。舆论不能取代专业客观调查程序，司法问题应同“平民愤”的政治问题区分开来。
威权下的政治生态
当事人是县农业农村局的正科级退休干部，75岁的马树山。故事梗概大致是：去年12月6日，迁西县公安局接到了县委办公室的书面报警，称收到多位工作人员转交的挂号信件，主要内容是反映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在人事任用问题上的不正常、不正当问题，以及县里在疫情后预算拮据的情况下，花几千万元搞主街道“亮化工程”。县办称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无事实依据”“严重破坏了迁西县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大局稳定”。
一位网民是这么描述县级政治生态环境：“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书记在一个县，简直就如一位‘神’一样的存在，‘神’发话了，下边办事的敢不行动吗？……假设当地的公检法敢与书记抗着干，轻则，把你扫地出门，赶出他的一亩三分地。戾气重的书记，不只是挤兑你，甚至会动用纪检去查你，但凡你屁股上有点屎花，他就能送你到大狱中，即使你洁身自好，他也能找到一些瑕疵。……假设迁西当时的公检法不是（这些人），换成别人，命运也是一样的，他们仍然会执行指令，拿捏草民”。
马树山被捕后，《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河北一75岁退休干部举报当地县委书记后被逮捕并提起公诉》引起轩然大波，使事情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反转，大快人心。这种正义战胜邪恶，好官为民除害的道德剧，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次，现在又以网络的新形式重演。官媒的描述是：“国家最高法律监督机关的重视和介入，为一名普通公民洗刷了冤屈、恢复了名誉，更是充分体现了‘为人民司法、让人民满意’这一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些天，中国河北迁西县的一个案子在网上掀起了巨浪。由它引发的议论已远远超出了就事论事，形成了一场影射政治体制的大讨论。各路专家学者纷纷撸起袖子进场，舆情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
这是典型的旧制度下的政治生态，治理不是现代化而是封建化了。为什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反而造成了旧生态的回归？“治理现代化”哪里出错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初衷。深改委十几年来每月一会，通过了大量的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方案；为达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建设早已铺开；中国的法律制度也日渐健全。然而腐败和滥权仍是体制的痈疽。为什么？
大众舆论总是非黑即白，容易掉入好人、坏人的绝对化思维陷阱。舆论一边倒形成政治正确压力很容易枉法，与法律讲求事实和实证的风格格格不入。比如马树山很容易就被舆情打扮成闪闪发光的英雄，没有一点瑕疵。的确，他有“好人”的一面：网友很快就晒出他的“光辉事迹”，如他曾获河北省级部门颁发的“河北优秀离退休干部党员”荣誉证书；《唐山劳动日报》2014年发文《迁西好人马树山：帮助别人快乐自己》；2016年河北文明办发布《马树山：热心公益用行动谱写晚霞风景》。记者在他家中看到了很多奖状和锦旗。乡间邻里说他一直都是一个公认的大好人，长期捐资助学、扶危济困。
在缺乏其他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自发的公众舆论往往成了司法公正的前提。舆情纠正了不少错案和错误的政策，但这里有一个区分舆论监督和司法绑架的问题，二者在中国常混淆在一起。
治理现代化包括提高效率和提高理性两方面。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一统于党委之下，党委和政府一统于党委书记之下，这个权力结构没有变；将它“现代化”就大大强化了大小的土皇帝的领地。决策力和执行力是提高了，但当这种“治理能力”被用来干坏事，搞腐败，往往无人能奈何之，因为圈子内是利益共同体——这是各地塌方式窝案频发的体制原因。“第五个现代化”提高了效率却没有提高理性，难怪腐败滥权久治不愈。
在缺乏其他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自发的公众舆论往往成了司法公正的前提。舆情纠正了不少错案和错误的政策，但这里有一个区分舆论监督和司法绑架的问题，二者在中国常混淆在一起。法律问题往往被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以“得民心、平民愤”而不是法治建设为运作的目标，近期政治上得分但长期后果却是法治受损。比如总检查长鉴于此案，告诫全国检察机关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虚心听取人民意见，积极回应人民关切……”——法律问题变成了立场问题、政治问题。
其次，民主不可缺位。有效民主是本地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探索和建立适当制度和机制，使当地百姓对“父母官”的仕途有决定性影响。应该恢复中共党内民主的探索，维护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的秩序，切实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
此案一上报，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最高检察院和河北省派出了联合调查组，于1月12日到迁西县现场处理。1月15日县法院作出《取保候审决定书》，当日下午5时许，马树山回到家里。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指令县检察院以“不存在犯罪事实”为由，于16日撤回了对马树山的起诉书。18日，最高检回应公众时表示，县检察机关在此案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强制措施适用、监督履职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要“严肃追责”，并警告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都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发生”。
这样的人的缺点也容易想象：有一定口碑，因而有点自命不凡，总想有所作为，发挥余热，上访专业户中常有这类人的影子，邻居也说马树山爱管闲事。向上级举报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很正常，但将举报信寄给30名迁西县委、县政府、县直单位、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就有点费解，似乎印证了县办对他“严重破坏了迁西县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大局稳定”的指责。退休十几年后仍关注组织部的活动也有点不寻常。另一方面，涉事的县委书记、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等必然以“坏人”而结局，这是“平民愤”的唯一处理办法。但他们是不是坏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处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生态环境。
